盛士坤，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独山镇。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红25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纵队4旅11团(688团)团长、新四军四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文化大队大队长、整风队队长，新四军第4师总兵站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卫生部副部长、政治委员，30军后勤部部长，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0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其离休，1979年5月18日病逝于合肥，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廉洁奉公，为人正派。盛士坤，用一生的身体力行，践行和发扬着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永远为世人铭记。

反抗压迫，投身革命

盛承海、盛承江是盛士坤养育的八个子女中的两位，2022年的秋分时节，安徽画报记者在合肥聆听他们讲述盛士坤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为人处世的优良品格。

“父亲出身在一个贫苦家庭，4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8岁时，在仅上了3个月学之后便因家中生活困难而失学，9岁给地主家放牛、干活。16岁开始推小车，辛勤劳作，生活极为艰苦。家中常年欠地主、有钱人的债，每到年节，家门口挤满了讨债的人。”盛承海回忆说，当时，盛士坤对旧社会的黑暗极为不满，家中生活困难时，自己宁可忍受，也不愿向地主家求助；农忙时，不愿当地主的雇工；看到地主压迫穷人时，也好打抱不平。因而家乡群众都说盛士坤“硬得很”，有正义感。

1929年冬，中共地下党来到盛士坤的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反抗地方反动政权。1929年冬，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身受重重压迫、充满反抗精神的盛士坤参加了当年的农民暴动，由于表现积极，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当时，党经常对父亲进行思想教育，使他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1930年初，父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盛承江说道。

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入伍后，组织上调盛士坤到原六安县地方独立团任班长，后又调到六安县政治保卫局受训两个月，在该局看守排任班长、排长。1932年8月，因当时战况紧张，由保卫局编入红二十七军二十四团二营四连任排长、副连长。1932年2月，在二十八军二十四团二营四连任指导员；1933年8月在红二十五军二十四团二营任营政委；1934年6月调红军二十五军七三师二二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3月任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盛士坤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1营营长。日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夺，无所不为。当时盛士坤的斗争决心坚强，战场上表现勇敢，先后六次负伤，思想上从未动摇过。

香城崮伏击战是盛士坤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缩影之一。1939年初侵华日军对冀南平原发起“大扫荡”，2月上旬，日军占据河北省束鹿、巨鹿、广宗、威县等城后，向南宫、枣强、冀县地区合击。八路军第129师掌握了日军受袭后必行报复的规律，并侦察得知威县城为日军重点据点，守军较多，决定以第386旅(包括该旅主力和115师第344旅第688团等)隐蔽集结于邱县城以南香城崮附近地区，诱日军出犯，予以歼灭。

战斗中，688团临时归属386旅陈赓旅长指挥，陈赓命第688团第1营在香城崮负责正面阻击，并部署其余部队从后面截击、两侧夹击日军，给日军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接到准备战斗的命令后,刚经历战斗转移至香城崮的688团战士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又饥、又渴、又累、又冷，却个个情绪高涨,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行动,盛土坤也坚定地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阻击香城崮正面的光荣战斗任务”。

日军三路纵队逼近香城崮,在688团团长韦杰的指挥下，盛士坤带领1营战士们沉着、冷静、忍耐着,等敌人接近阵地前沿再打。敌人距离阵地大概只有100多米时,团指挥所发出一颗红色信号弹,射手们一起开火,子弹像雨点似地飞向敌群。敌人看势不妙,赶紧往后收缩,大部分都退缩在公路东侧的麦田中、坟地里,以田界沟和坟包作为他们还击的依托工事。

日军落入包围圈后，已丧失了机动优势，其增援部队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到，而且我军已在敌可能增援的方向上设置了观察哨，一旦敌增援部队出现，立马进行阻击，被围日军只能强行突围。战斗中，敌人一面以火力还击,一面在调整部署,在大炮的掩护下多次向我军展开攻击，炮弹在阵地前爆炸,硝烟尘土笼罩了团指挥所,这时1营参谋汇报说盛营长中毒负伤,韦杰命令盛士坤退下来,暂由副团长代替指挥战斗。可是，盛士坤却报告说：“我的伤不太重,还可以继续指挥战斗,现在敌人放毒气,不能下来。”韦杰遂同意他继续指挥战斗，就这样，战士们连续五六次打垮了敌人的攻击。

香城崮战斗中，我军以较小代价，彻底歼灭了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打击了日军狂妄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广大民众。战斗结束后，盛士坤带领的全营也集体受到表彰。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受党教育多年，始终保持着普通人民子弟兵的本色，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盛承江说，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从不允许他们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我当兵前父亲特地交待说‘人家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就说父亲是老农民’。”

盛承海和盛承江兄弟俩回忆，小时候他们议论某某同学不怎么样的时候，盛士坤总会对他们说：“看不起别人，就是看不起自己。”有时候在学校和同学们吵架受到老师批评，回家后不服气地向父母亲诉说。盛士坤也总会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吃饭的时候爸爸也总会对我们说：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妈妈有时候会埋怨爸爸说：你一到吃饭就唠叨，让孩子们好好吃饭吧。爸爸则回答说：平时他们都在上学，只有吃饭时才能到齐。我不在这时候说，什么时候有机会说。再说我离休后也没什么事了，主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好下一代！”盛承海说。

“老崔阿姨（崔玉兰）1950年到我家，把我带大后，又把我两个妹妹盛乔英、盛承华带大。直到1964年才离开我家到西安带孙女。20世纪70年代还和儿子、媳妇、孙女一起来合肥看望父亲，就像一家人一样。”盛承江说，老阿姨谈到父亲时说：“解放前在上海帮工当保姆，大资本家国民党的大官家我都干过活。刚到你家时，我烧好饭把饭菜在客厅摆好后，到厨房准备吃饭，郭春儒（父亲当年的警卫员）到厨房来叫我上客厅吃饭，还说：‘首长交待阿姨不上桌不许开饭’。过去有钱人称我们是下人，是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饭的，从你爸爸的言行上，我知道了什么是共产党。”

在盛士坤的教导下，盛承江和兄弟姊妹无论在家还是外面从来不称崔玉兰是保姆，一直称为“崔阿姨”，“你们都很懂礼貌，这也是我能在你们家待了14年的原因。”老崔阿姨的这句话，盛承江记得特别清楚，“是父亲教会了我们要怎么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好人。”盛承江感慨道。 据《安徽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