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栩栩如生的青铜铸造模具，有犄角，有獠牙，五官又颇似人面，它和上万炉壁残块、磨石、制范工具一起，散落在赭红色的土壤里。这是一处超大型青铜器铸造基地，至少7座独立铸铜作坊，分工精细，有工作区、生活区、祭祀区、墓葬区，工作区还分设备料取土坑、制范场地、熔铸一体的工棚、铜器后期加工场、铸铜遗物废弃场……它们统统来自3500年前的商王朝。

直至如今，殷墟遗址仍在不断“上新”。国家文物局曾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新进展。殷墟外围区域的辛店铸铜遗址发现了商代晚期最大的青铜铸造基地；陶家营遗址丰富了商代中期洹北商城周边聚落社会研究内容，邵家棚遗址展示了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殷墟内，又新发现宫殿宗庙区存在大型池苑、水道和相关建筑的遗迹。

商王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传说故事，直到“一片甲骨惊天下”，揭开了这个古老王朝的神秘面纱。而后，几代考古人在这里发掘，1928年至今，一座繁华都邑逐渐被还原，真实、鲜活的商代文明面容，也一点点浮现在今人眼前。

作为中国最早发掘的都城遗址，也是考古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遗址，殷墟考古几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中国考古学界有一句公认的评价——殷墟发现的最大价值，便是让商朝历史成为信史。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它不但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同样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1928年秋天，正在美国与弗利尔艺术馆商谈合作考古发掘的李济，收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电报。那时，作为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李济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不过两年，刚结束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的挖掘——那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傅斯年的电报邀请李济在广州会面，史语所才刚刚成立，他正四处为考古组寻找主任，建所之初，发掘安阳殷墟是被列入的重要计划。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先秦诗经《商颂·玄鸟》曾经记载了一段商王朝的神话故事，后世的司马迁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即便有其他史料和传说，人们也只能隐约知道，这个历经17代31位帝王的王朝，统治了500余年，曾有一位名为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子民驾车赶羊，辗转来到太行之下，开荒垦土，冶炼青铜，修筑宫殿，使这片沉寂荒原变为繁华城池。占卜问卦，避凶祈运，祭师在甲骨兽骨上刻下一件件大事……又传周朝灭殷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此地逐渐沦为废墟，那些传奇故事，终灰飞烟灭，成为埋在黄土下的千古谜案。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如果历史被定义为有文字书写的记录，在傅斯年看来，想要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安阳是最好的选择。那时，甲骨文已经被发现近30年，先是被老百姓当作包治百病的药材“龙骨”，后被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大肆收购，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点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厘清，即现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小屯村一带的地貌又与《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安阳小屯及其附近的洹滨一带是商王盘庚所迁的殷墟。

1928年10月，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先由中国第一代古史学家董作宾主持，进行了第一次挖掘，此后直到1937年，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挖掘。10年间，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共挖掘殷墟15次，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在殷墟范围内发掘了小屯宫殿区、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武官村南霸台等遗址。

其中收获最大的挖掘有三次：1929年，李济主持殷墟第三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1936年4月第14次挖掘，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有字甲骨17096片。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之前，中国可考的历史是殷商灭亡后的两百年。安阳发掘，将成汤伐桀、盘庚迁殷、武丁拜相等传说，变成了一个个确实可考的史实，中华文明信史被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