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年，孩子们再也不为能否穿上新衣而发愁。可在我小时候，过年如果能穿上一件新衣是何等高兴的事啊！

母亲18岁时就学会了裁缝手艺，后来又成为我父亲的师傅。20世纪50年代末，父亲在六安一中上高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历史原因，父亲高考成绩虽好，却未能上重点大学，最后补录上了安农皖北分校（即现在的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一年多后，学校停办。父亲又回到农村老家，不久与母亲结婚了。为了生存，父亲只好试着用缝纫机缝制简单的衣服。父亲是半道学艺，为提高裁剪水平，每次去县城都买回来很多缝纫类书籍，一有空就在硬纸板上临摹、画线……很快手艺就超过了母亲。

在农村，裁缝多为女人。男人做裁缝是被别人瞧不起的。父亲由一个大学生一下沦落成小裁缝，开始难以适应，特别是一想到自己同学大学毕业后都有了工作，更是伤感。这时，父亲就会借助二胡或笛子或口琴一解心中的郁闷。那时虽然我还小，总感到音乐声中充满凄婉、悲伤。

20世纪60、70年代，自家做手工活包括做缝纫都是不允许的。父母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又悄悄地拉上窗帘，偷偷摸摸地做缝纫的活。但隐蔽得再严密，时间一长，终有被村民发现的时候。为此，父母少不了挨生产队的批评。好在父母做人恭谦待人又好，生产队队长也能体谅到我们家庭的困境，慢慢地放松了“管制”，对父母亲做手艺活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随着父亲手艺日益精进，他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高师。手艺好，自然生意就好。特别是春节时，衣服更是做不完，每天加工到深夜。我们兄妹几人也帮着父母做下手，订扣、网扣眼、缲裤脚边、熨衣服，我们全会。当时最难做的活是用布条缝制老式对襟褂的布纽扣。缝条、打结扣太复杂，在父母的示范下，我们慢慢都学会了。熨衣服是件难活，父母自然就把这活落到老大我的头上。那时家里没有电，更没有电熨斗。熨衣服的熨斗是用生铁铸成的，又笨又重，里面要烧木炭才能产生温度。每次引火、烧炭， 都要捣鼓好半天，常常弄得我一鼻子灰。熨斗里的炭是烧着了，可熨斗的温度实在难把控，稍不注意就把“的确良”衣服熨通了。为此 ，我头上少不了挨父亲的尺板，一边是我的泪水，一边是爸爸的懊恼：“今天的活算白忙了，又得赔人家新衣服。”

时间在一针一线中流逝。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就掐指算计着，什么时候父母也给我做一件新衣。有时还以“罢工”相要挟，为此，我这个领头的老大没少挨尺子。父亲怒斥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穿新衣也得先让人家的孩子，你们的新衣啥时候不能做！”一听此话，我的眼水直打转，内心是多么渴望过年时有一件自己的新衣啊！

每年大年三十上午，别人家都开始贴对联了，可我们家里常常还有几个小孩在大人的带领下还在等新衣。父母和我们全都紧张地忙碌着，直到最后一名小孩穿上新衣，我们才如释重负。人家孩子的衣服做好了，现在该轮到做我们的新衣了吧。父母看到我们期盼的目光，马上又俯下身子，动手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人缝制一件新衣，这时，也许是我们兄妹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候！此刻，我们兄妹拿出全部看家的本领，很快就把各自的新衣扣眼缲好，订上纽扣，迫不及待地穿上新衣，在院子里欢快地跳着、蹦着，比试着谁的衣服更合身、更好看……

看到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原本满面倦容的父母如沐春风。直到这时，父亲才大声说：快拿笔墨来！其实我早已准备好写春联的纸笔。只见父亲拿起久违的毛笔，略思片刻，在洒有金粉的红纸上唰唰地写上：“妙手裁云锦，精心剪春光”。此刻，四周满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