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年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形体较小的盂鼎，故将大鼎称为“大盂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获赠大盂鼎。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同出者有克鼎七件，为将它们区分开来，故将大鼎称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亦即为潘祖荫所得。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和大克鼎一同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二鼎倾尽全力。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无奈决定将二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虑，潘达于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无偿捐献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200余件。潘达于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宝“贮藏得所、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9日，《新民晚报》刊登消息《潘达于捐献两古鼎》，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贡献。”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伊始，历经劫难的二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1959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那时生活并不宽裕，还参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当时，政府曾奖励潘达于一笔钱，她还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将士。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是她的捐赠。

潘达于将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十分简朴。1996年，当记者采访时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党呀！” 付裕 据《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