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迹生尘案，牛羊幕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出自南梁著名诗人沈炯《十二生肖属诗》。这首诗首字按序嵌入十二生肖名，既突出了12种动物的生性特点，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又凸显时人对生肖本命的信仰程度。

生肖文化源于先秦，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竹简《日出·盗者》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的《日书》竹简清楚记载了十二生肖，“子，鼠矣。丑，牛矣。寅，虎矣。卯，兔矣……”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卷三“物势篇”谓：“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申，猴也；亥，猪也……”学界关于十二生肖起源历来各抒己见，“图腾说”“动物崇拜说”“天文说”“地支说”“多种成因说”，见仁见智。

相比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生肖文化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样式，延续至唐，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自下而上扩展延伸。民间普遍认为本命年不祥，正所谓“本命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又把本命年称为“坎儿年”。于是，化解本命年厄运的各种“指南”应运而生，敦煌莫高窟藏文本禄命书《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将十二生肖本命属相之人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年岁时运等宜忌事项全部列出，说明唐代人对生肖文化的信仰已达迷信程度。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了一手缔造“开元盛世”的唐玄宗因信仰生肖文化，无端造成“鸡祸”，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王之岁也。”李隆基生于乙酉鸡年，出于对本命年的尊崇，李隆基还在还在华山举办一系列活动，包括“封华岳神为金天王”“于华岳祠前立碑”“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等。正因唐玄宗后期贪于享乐、用人不当和不理朝政，才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

唐末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属兔，十分迷信生肖本命，他从一介平民成为割据两浙的“土皇帝”后，于乾宁二年（895年）在越州（今绍兴）自立为帝，改元顺天。宋初文学家、书法家徐铉志怪小说《稽神录》第一卷说，董昌之所以利欲熏心，莽撞称帝，就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献给他的谶言：“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为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谣言，正合今日。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于是，自认为天命已归自己的董昌经常说，“兔子上金床，原来谶我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

传说董昌未灭前，越州有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下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兔白，夏满镜湖平。”第二年夏天，董昌就被曾经的部下钱缪消灭，此诗才被人破译，“日日”为昌，“草重”为董，越州原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傍素城”指的是董昌割据越州。钱缪生于壬申猴年（852年），“诸侯”指的属猴的钱缪，“兔白”指董昌，全诗暗指董昌将在第二年夏天被钱缪诛灭。

生肖作为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合，不仅丰富了小说创作素材，还融入绘画、书画、工业品等艺术中，成为娱乐文化活动的象征。当然，十二生肖进诗入词，更为后人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实，十二生肖也是一部彰显中国民俗的经典著作，它不仅融合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行为思想，也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价值理念、审美方式等，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