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文化论坛，承办方邀请我们作文化考察的惟一项目就是去吴昌硕纪念馆，该馆坐落在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腹地。

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他还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我在馆中一张1927年11月2日即他去世前27天于病榻旁与来看望的龚心铭合影照片前驻足，由此想到他与合肥籍名士的印之缘。

吴昌硕为来自合肥的海上收藏鉴赏大家龚心铭、龚心钊进士兄弟治过多少方印，恐怕难以统计得清。19世纪80年代末龚心钊主修合肥城东北隅龚家花园，园成请举人姜筠绘制的《蘧庄图卷》，有康有为、郑孝胥、陈三立、冒广生、王尚辰、张文运、孙宝琦等40名家题跋，而引首“逍遥津”三字篆书即出自吴昌硕之手，并有其“仓硕”钤印。龚心铭娶寿州孙家鼐侄女“三姑”孙传林，得到不少陪嫁的楚币“郢爰”，他还收藏秦“商鞅变法”时期重器“商鞅量”（如今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精于鉴赏的吴昌硕把玩后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还特制“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多井格30字长印，可见与龚心铭、龚心钊兄弟交情之深。

1864年淮军主将刘铭传（字省三）在常州得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遂运回老家在合肥西乡大潜山房建盘亭安放。1882年他携虢盘铭文拓片到苏州往访小他8岁的吴昌硕，吴观赏后慨叹“余最为心爱”，“晨夕展玩，寝食几废”，一再临摹。他为刘铭传这位赋闲在乡、时而悠游于沪宁一带的前直隶提督刻了四方印：“臣铭传印”“省三父”“大潜山主”“文采风流”。同光体诗派领袖陈衍曾谓：“晚清诸将惟合肥刘公省三能诗文词”，是对刘铭传“有文化”的最好注脚。

辛亥庐州即将光复前，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孙、李经羲长子李国松（字木公）匆匆从合肥遁往上海。这位“世家子”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丰富的收藏被抄，他打包运往沪上的寓所，还请吴昌硕刻了一方“肥遁庐”。吴昌硕为这位陈三立弟子及其弟李国芝，还有高级幕僚蒯寿枢等刻了80多方印。有趣的是，其中给李国松的有“合肥许承李姓第十世”“木公辛亥后所得”，把李鸿章家族本姓许、部分藏品系来沪后收入也点了出来。

为李国松印谱题签的合肥人张文运，名子开，工诗词，书法独树一帜，藏书甚丰，亦有吴昌硕治印。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均1902年开办，其中庐州中学堂（今合肥一中）由张子开任学监，“张顺兴号”创牌时的牌匾即由他所书。合肥还有两位名扬遐迩的大书法家刘泽源（字访渠，李经羲幕府总管）、张敬文（字琴襄，省立二中校长）在沪上润格颇高，也获吴昌硕治印。青年书家吴了村（号道生）从合肥城内王箍桶巷去往申城发展，通过发奋努力居然在有正书局一次出版三本字帖，吴昌硕分别作耑题跋。远在大洋彼岸的“合肥四姐妹”之张充和，生前也一直珍藏吴昌硕刻印。

张广建，字勋伯，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督军，武将有雅好，喜书法癖爱收藏，曾为兰州的多个亭台楼阁撰联题书。吴昌硕刻赠“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勋伯鉴赏”印两方，估计是受蒯寿枢所托，因蒯时在甘肃张府。

记得郑逸梅《艺林散叶》中曾记合肥诗人有“三龙”，即“龙头”龚心镕、“龙身”周龙光、“龙尾”江云龙。先生《艺林散叶续编》又有“吴昌硕先生谓‘附庸风雅，世咸讥之，实则风雅不可不有附庸，否则风雅之流，难免饿死’。”吴昌硕与如上合肥籍名士以印交往，多是风雅中结成的朋友关系。当然，难免有附庸风雅者，吴昌硕也自订润例，有所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