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喜欢联想的人。近日到北大红楼参观，遥想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教授胡适（后任北大校长）这两只著名的“兔子”（他俩都属兔，被人称为“兔子党”）在北大所做的贡献，心中油然生出敬慕之情。我在学习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觉得蔡元培与胡适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值得回味。

尊重女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主张“思想自由，兼并包容”。在男女问题上，他亦主张男女平等，且以身作则，言行如一。蔡元培平时给夫人写信，信封上从来都是写明夫人的姓字，或在夫人姓字前面加一个“蔡”字，绝对不直接写“蔡夫人”，可见他对女性的充分尊重。

而胡适“怕老婆”是众人皆知的。胡适主张男人要“三从四得（德）”,即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胡适的这个主张虽然很幽默，但细细品味，就能知道他尊重女性的程度非同一般。

成人之美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从重庆寄来的信件，原来是一位素不相识且自称是北大学生的青年寄来的。这个青年在信中说他在重庆无以为生，想请蔡先生帮助。蔡元培当即写信向某单位负责人举荐。不久，用人单位负责人写信给蔡元培，说那位青年报到时，所出示的毕业证并非北大所发。蔡元培回复说：你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北大毕业生，只要他是人才就可录用，如果他不是人才，即使徒有北大毕业证也断不可用。那位青年得到工作后，来信向蔡先生致歉并感谢。蔡元培没有责备他，反而勉励他努力工作，服务社会。

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他推荐北大学生千家驹到陶孟和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打听到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头头”，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而且还“可能是共产党”，便有所顾虑。胡适得知后，对陶孟和说：“捣乱与做好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于是千家驹得以到社会调查所工作。

身后无财

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手头拮据，生病也无钱医治，1940年3月3日在住所摔倒住院，5日在医院病逝。北大教授王世杰（后任北大校长）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得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王云五当时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笔者注）代筹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向来宾致祝酒辞，讲话过程中因心脏病猝发倒地，经抢救无效去世。胡适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都打过补丁，虽令人不可思议，但能够让人理解。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认为这句话用在蔡元培和胡适的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们尊重女性，是一种难得的修养；他们成全别人，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他们死后无财，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