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就开始写信，给在浴血奋战的表舅写信。写信这事，后来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项爱好，直到大多数人已经不用纸与笔写信的“网络时代”，掐指一算，我的写信史，差不多一个甲子了。我写信，概不留底稿，却小心翼翼地保留收到的信件。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放入大号牛皮纸信袋，标明寄信人姓名、地址，再用固定的皮箱存放，这只皮箱，被我戏称“程氏信箱”，数十年来，家到哪儿，“程氏信箱”形影不离。

旧信的主人，大半是亲友与同学中关系密切的人，也有一部分是先通信，后来成为好友的。当然，虽有信函往来，却一生不曾谋面，也是有的。Z是大学同学，因有共同爱好，过从甚密。放假了，各自回到故乡，也不忘写信。他在江南水乡，我是皖西丘陵，他写信描述江水与江边的女子，我读后，竟梦见青弋江变成一个小姑娘，着一袭青衣，打着油伞，款步而来。我把这梦写给他，我的梦，又化作他的诗，寄到我的山村。这样不着边际的信件，随着走出校门，便不复存在了。Z赴山西，我去阜阳，继续鸿雁传书，然而写着写着，他那边遇到麻烦，我则被要求交出信件。领导让人寻章摘句，贴到墙上。之前读Z的信，执卷流连，不过两人隔着万水千山，岁月相望而已，如今却成了麻烦，有点搞笑。后来，这批信件悉数退还。再后来，我们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重逢，他把一大包旧信还给我。他说：你的一生，也许要比我稳当些，这些信件放你那里，遁其光而不耀，我也放心了，将来老了，拿出来重温情谊，内心的寒暑，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了无影踪。重逢归来，便一一梳理，按时序归档。斜阳远巷，夜雨昏灯，尽在其中矣。

先信后友的人，多为报刊编辑。比如《中国食品》杂志的刘景文，每年编发我六七篇文章，都是说茶论酒之类。我若进京公干，顺便给他带几包安徽乡茶，慢慢引他上了瘾，他从一个茶盲变成茶痴，若干年之后，我再去北京，他反过来送我外地名茶，久而久之，“茶”与“壶”成了我们通信的主题。刘景文后来成了茶文化学者，他的著作，出版了就寄过来，他说：这是印出来的信，给你的。

有三封旧信属于“孤品”， 即一生一信，再无后续。仅有一次书信交往，后来本有机会见面，却又缘悭一面，是某著名诗人。1958年11月23日收到他的复信，本该谈诗歌写作，却教诲我莫犯“青年知识分子的通病”云云。他的回信写在一张高档图画纸上，不称我“学生”称“同志”，想来面孔是板着的，然而蓝墨水钢笔书写，字迹雅淡稚拙，堪称艺术品，所以五六十年了，仍完好无损。这件艺术品，当时的功劳，是把我从诗魔的纠缠中解救出来，从此与诗疏离，其后的作用，是促使我牢牢树立不当知识分子的决心，算了，且当个知识分子吧，如此便难以滑进沾沾自喜的泥坑。

1994年春上，有一封信来自屯溪老街，寄信人郝思奇，是位书画家。信中说：“仁兄出差到屯，若能寒舍一聚，当为幸事。”也不知何故，从那时到现在，却一直未能赴约。信写在一张宣纸横幅上，笔墨清劲峭拔，刚柔兼备，满纸的风神气息，览之欣然，如果装裱起来，足以让我陋室生辉。美中不足的是，郝先生寄发时，忘记铃印，没有印鉴，就算不上完整的书法作品。

郝先生的印章，尚有补救的机会，而杭州妈妈来信约见，竟没能遂其心愿，成为我终生的痛。1973年秋，妈妈来合肥探亲，我当时局促于H县，然而这个县盛产鱼虾河蟹，想接妈妈过来，可惜我身无彩凤双飞翼，不能成行。10月25日妈妈写了一信，说身体不太好，杭州家中又有琐事，准备回去了。信的末尾特意交待：“如果有时间，盼望你来一趟。”我当时被派到皖豫交界的临水集驻点，收此信已是11月中旬，妈妈早回杭州。妈妈是旧式女人，粗通文墨，动笔艰难，也许她有什么预感，所以勉力给我写下一生中唯一的一封信。此后，就缠绵病榻，翌年竟撒手人寰。妈妈如今长眠于诸暨湄池的青山之麓，清明时节，我去扫墓，总要带上这封信，虽然阴阳相隔，却有深情在字里行间流动。

以往的我们，握管倾诉于前，瞻望咨嗟于后，内心的寒暑，尚不至于成为游丝飞絮。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