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凌琪吗？”“是啊，您是哪里？”“早晨那篇文章是你写的？为什么写？什么目的？这两天你注意，小心你的狗头！”——泥石流一样的污言秽语，大致表达这个意思。如今回想起来，我一定心脏狂跳，脸色苍白或是血红，更可能是一阵红一阵白，我放下电话，环顾四周，努力适应全新的空气密度和重力环境。

如今的《市场星报》当时还叫《安徽市场报》，在红星路和舒城路交口，一间改造过的简易办公大厅无疑暗合了当时开放式办公的时尚，和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西方大报社的情形类似。因为是早报，编辑们上夜班，记者们的截稿时间也在晚上七八点钟，报社下午开始忙碌，上午很清闲。我是因为发了整版稿件，想感受一下新鲜出炉的味道，所以一早过来，兴奋中有忐忑也有期许，想不到收获了这么一通“读者来电”。

此前我发了一篇有关合钢职工下岗安置问题的整版报道，家住东门的同事陈亮说，报纸都卖光了，合钢职工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我想乘胜追击，锁定的目标是声名显赫的某合资空调品牌。我和记者部主任杨智一同走访了它在高新区的废弃厂房（现在是黄山路蓝鼎海棠湾），虽然现场感很强，但干货不多，更没有什么辛辣猛料，有些炒冷饭的意思，没想到竟也戳中某些人的痛处。我放下电话，大厅里空空荡荡。四五张白色的办公桌拼在一起，就算是一个小部门。大厅里有五六个这样的“岛屿”。桌上都是光秃秃的，没有电脑。只有夜班编辑可以去电脑房使用电脑，白天，记者申请也可以去查阅资料，或电脑打字，但不能使用QQ，据说是避免再次引发服务器瘫痪。我记不清我的稿子是用笔写在格子稿纸上的，还是敲在软盘上的，总之，五颜六色的软盘彻底消灭手写稿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是铅与火同光与电碰撞交融的时代，更是都市报大爆发的时代。

大厅的角落里，用玻璃隔出了几间办公室，每间不过一二十平米吧。办公室马健主任一早就到了。我报告了情况，有些语无伦次。马主任听明白了，既镇定又慎重，说咬人的狗不叫，但周全起见，“我们去七桂塘派出所报案。”早晨九点多钟的红星路，干净整洁，沐浴着阳光。一些由住宅改成的小商店陆续开门，店老板慢悠悠地将盆栽花卉搬到门口，颇有些欧洲古老城市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情调。

路过一个报摊。一个大红伞，与其说是遮阳，不如说是招牌。报摊五颜六色，有我喜欢的《南方周末》《世界经济导报》、时尚杂志一样的《申江服务导报》，当然，最喜欢的是橙色的《经济观察报》，许知远的专栏，那种欧式的华丽长句让人新奇又兴奋。省城五家报纸，瓦片一样叠压在一起，形象地呈现了他们之间兄弟般的亲近与竞争关系。其中，市场报的综合优势不算突出，却以市民、股民、彩民的“三民主义”的读者定位和办报理念而独具市井烟火气息。

应该是初夏，马主任的短袖白衬衣别在藏青的裤子里，皮带上别着摩托罗拉BB机，挺着肚子，稳健地走在前面，我想和马主任搭讪，又不知说什么，便有些尴尬地跟在后面。我能感受到脸颊微微发烫，有血液冲击毛细血管的因素，也有阳光照射的原因。“阳光打在脸上，温暖留在心里”，两年前的《南方周末》新年贺词，此刻竟如此真切。

下海、做生意，开公司，炒邮票，炒股票，考托福，那个时代最时髦和最流行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干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只是屡败屡战，有些身心疲惫。我算不上老江湖，更不是老滑头，可也不是把理想主义当饭吃的年轻人了。写这篇并不深入的调查稿件，事先我权衡利弊，原本也只想捏个软柿子。阴错阳差，半路出家，原本就水平浅薄，更是个胆小鬼，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也只能激荡我的大脑皮层而不太可能指引我的行为。

沥青路闪闪发亮，我努力控制身体的摇晃颠簸，在情绪暗流中保持平衡。一会因伸张正义而得意、兴奋，以至于眩晕；一会又为无可证明也无可证伪的沽名钓誉的嫌疑而羞愧；间或，一种虚构和放大的圣徒殉难的崇高感和幸福感又汩汩冒出——结果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虚惊一场，“狗头”无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市场报接到“读者来电”的惊悚一刻，是我与媒体人的精神内核最接近的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