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缘

我和《市场星报》的缘起，得从2003年说起。那年，我从庐江乡下田间来到省会城市，带着高中时萌生的“名记者、导演”的理想，却学了“市场营销”的专业。因为喜好，大二时，我便以笔名“浪中沙”写了一篇散文《大学静夜曲》，经报社莫文华主任推荐，发表在《安徽市场报》（《市场星报》前身）上。收到邮局寄来的报样和30块钱稿费时，我喜出望外，感觉实力终于被证明了一样。哈哈。但这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后来，我陆续发表了《二泉映月》等文章，并在校期间创办《营销学报》，担任学生会宣传部长和学生社团负责人。毕业后，我被推荐留校工作，兼编校报，还创办大学生记者团，带领一帮对记者职业感兴趣的学生采访校园运动会、开学典礼，写评论、拼版子。这些历练，像竹林里埋藏已久的冬笋一样，一旦遇到春风，便有望破土而出。

（二）结缘

2008年底，我得知报社将招考4名采编记者的消息。和初恋女友（目前的爱人）商议后，决定去冲击这个记者梦。那是个初冬的午后，考试是在红星路上的小学教室里举行的，密密麻麻的应考者和密密麻麻的题目。评论题应该是《评议合肥大建设》，监考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后来才知晓，这位老者是经常值夜班的老总编刘济民先生（原《安徽日报》《西藏日报》资深报人）。考试结果公布时，我有幸在近百人的笔试和面试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报社录取，如愿以偿。

在红星路上班的第一天，时任副总编陈宝红（现任安徽新媒体集团副总经理）找到我，并交代了一句话：想做记者，就不要想发财。我记住了这句关乎立场且有分量的话。随后，在分配部门和“跑口”中，我毅然选择了社会新闻部，从事市民热线、突发新闻、公安巡警和消防新闻等报道。

其实，我特别感激那段“苦差事”，让我从一次次火灾现场、一件件事故背后、一个个求助热线中开始发现人间疾苦、记录生活不易，也开始学会如何正确握住自己手中的笔，通过一篇篇尽可能接近真实客观、有效有料的新闻稿件，去报道城市和乡村里发生的每一件“酸甜苦辣咸”事。

印象较深的稿件有：《合肥搬家公司雇佣“智障工”》引起中央政法委领导、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批示，《直击塘西河污染》被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重奖”5000大洋，《京剧演员之死》探索用诗歌做导语，《江淮分水岭上种南瓜》第一次获得安徽新闻奖。

应该说，那是我幸遇了都市报的“最后的黄金时代”。后来我又被调到新成立的特稿部，成为报社舆论监督“三把刀”中的一把，还和美女记者朱玉婷同志合作周末版《河海情事》，编了不少人间美妙爱情。去了钓鱼台国宾馆采访了刘长乐、王健林以及姚明、敬一丹等社会名流，也看到了诸如成龙这类“大明星”的傲慢。到今天，我依然特别珍视那几十本像涂过鸦的采访本。

（三）续缘

2010年10月10日，在王恒、周玉冰、胡作法、刘甜甜、王震等一批报社兄弟姐妹和业界张志安老师，张魁、陈苏郭等同仁的支持下，我和爱人梅老师在逍遥津附近的圣大国际酒店，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何和梅美”的80后创意婚礼，老领导虞海宁（现任安徽健康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执行会长）还亲自为我策划编辑了“珍藏版”专刊揭牌，报头则为“星报”。

2013年之后，我先后转型，一路折腾去了人民日报安徽分社从事数字新媒体、回安徽出版集团参与智慧城市项目宣传、赴省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处（电影处）“挂职”锻炼，再跳进“直播短视频”商海里选择快手在安徽的拓展工作等。一路走来，尤为感念报社的经历对我职业生涯产生的诸多影响。

2021年春，王能玉社长率报社老领导、老同事前来滨湖看望我们，让我感动不已。那天，一大早，我便和同事站在崭新的马路边，我心里寻思着：今天，我迎接的是老东家，不也是迎接曾经的自己吗？因为，我看见的那一支队伍里，仿佛还有一个曾经的我。这些回忆，就如同回顾这30年来，报社和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我们当然是记录者、是参与者、是变革者，也是创造者。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今天，惟有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