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5月16日，汪曾祺先生去世。如今，汪曾祺前所未有地受到追捧。他的作品和个性契合了当下的“时代情绪”，这是生前意在“偷偷写作”的作者本人万万预料不到的。1980年，好友林斤澜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秉》推荐给南京的文学杂志《雨花》。稿件一去两三个月，毫无回音。后来才知道，在编辑会上，稿件没有通过。因为有的编辑认为，“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

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

晚三个月写成的《受戒》时运稍好。在完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份“地下读物”，只在汪曾祺供职的北京京剧团内部和少数朋友间传阅。后来，《受戒》在忐忑中发表了，一见刊就在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这让早早收到《异秉》的《雨花》杂志主编叶至诚很懊恼，他赶紧将这篇小说排发，副主编高晓声也附上了一段《编者附语》：“‘异秉’这个词，一般读者会有些陌生，所以作者在文中解释说，就是‘与众不同’。这很有意思，我们写小说，也应该力求‘与众不同’，否则也不能叫‘创作’。”

汪曾祺几篇讲述高邮故事的小说接连发表，文化界评论他作品的人有，但声量不大。“当时，汪曾祺的作品是很边缘的。”1982年，现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的季红真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北京作协召开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她参与会议，并针对汪曾祺的小说作了发言。

评论界不知如何对待汪曾祺的作品，在那个伤痕文学、“意识流”小说受追捧的年代，普通读者也不知如何阅读他。甚至在高邮，也不止一个人向我提及，虽然汪曾祺笔下写的都是故乡高邮，但上世纪80年代初，本地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前高邮文联驻会主席陈其昌觉得，“确实做得有些不周到”。1981年，汪曾祺受高邮市政府邀请，回到阔别42年的故乡。当时在高邮县委宣传部任职的陆建华牵了头，因为与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是中学同班同学，他比多数人更早读到汪曾祺，并有书信往来。在《汪曾祺的回乡之路》里，陆建华提到，要促成汪曾祺回乡，“作家”的身份还不够，他想了个充足的理由：“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的第一次回乡相当低调，官方活动不多，最重要的一场就是在百花书场的讲座。原《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当时还在兴化教书，他跑去听过讲座。活动当天，王干早上5点半出发，先乘船，再步行12里路，换汽车，终于在下午2点讲座开始前赶到了现场。但像王干这样热烈的文学青年实在是少数，百花书场200多平方米的场地站了100多人，其中有高邮政府的人，一些本地文化圈的，部分文学青年，还有很多压根没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老老少少。

很难说，回乡不是一次刺激

汪曾祺第一次回乡远不如后两次隆重，但对他个人而言，那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一次出行。1981年8月26日，汪曾祺在给弟妹的信里预告了即将回乡的消息。一个多月后，60岁的汪曾祺搭上了在南京中转的火车，阔别42年后，第一次回到故乡高邮。

高邮整个城市向东发展，汪曾祺从小生活的东大街附近属老城区边缘，近些年街貌变化不大。上世纪80年代的高邮已经与他1939年离开时大不相同。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妹妹汪丽纹介绍，那次回家，家中局促，大哥住在位于城里中市口的县第一招待所。晚上，汪曾祺总是回到拥挤的旧屋，和一家人围坐聊天。“他喜欢聊过去的事，打听过去的人，哪怕是一两件小事，他也感兴趣。聊到12点还不舍得走，一家人就陪他走回旅馆，大半个钟头的路，还是聊不完。”后来，妹夫金家渝才知道，有些闲聊被大哥写进了文章里。

上世纪80年代初是汪曾祺重拾写作后的黄金时间，评论界对他有“黄金四年”的说法，指的就是1980到1983这四年。很难说，回乡不是一次刺激。

高邮多水，这是再迟钝的人都能得到的第一感受。汪曾祺小说《故乡人》里写“钓鱼的医生”游过激流救人，背景大概就是1931年那次水患。东大街上的老人说，那是记忆中最大的一场洪水，人们都躲到高处的寺庙和城墙上去。那年，汪曾祺11岁。

除了这属于整个城市的水，还有一处水属于东城门外的老百姓。这水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直到现在，汪曾祺最被认可的两篇小说《大淖记事》和《受戒》都和这片水有关。

回望与重新发现

汪曾祺1981年回乡时的那次讲座，很多细节王干都记得，“现在回想，那时汪曾祺的写作思想已经成熟了”。汪曾祺提到北京街头的一个标语写得极好——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形象生动，又有平仄，是很漂亮的汉语”。当时，汪曾祺已经写“马严肃地吃草”，只觉得这状态准确，“现在已经普遍这样使用了，在当时这还是挺超前的”。

那次，王干觉得汪曾祺的演讲醍醐灌顶，但像他一样把这番话视作启蒙的人并不多。“汪曾祺在世时从没大热过，远不及他去世后受关注。”不仅是没大热，很多书的出版都有些犯难。

学术界和出版界在“重新发现汪曾祺”，大众读者也真正开始关注汪曾祺。王干甚至愿意用当下人的阅读习惯来解释汪曾祺的长销。汪曾祺一生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晚年要写《汉武帝》，也觉得精力不够，留下的都是散文、短篇小说和职务性的戏剧作品。“今天，很少有人再去看《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小说了，汪老自己也看不下去。短篇小说符合当下人的阅读习惯，他笔下那些小人物，尤其是手艺人，还有吃吃喝喝的事，都是今天过小日子的读者所喜欢的。乱世读鲁迅，平淡日子里读汪曾祺，这很有道理。”

新时期的小说打开局面后，除了偶尔对时局有意见，吃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版权官司，汪曾祺的日子过得很平顺，很难叙述出什么波折。买菜做饭，抽烟喝酒，常常早起在旧沙发上坐一两个钟头，一杯茶，几根烟，打完了腹稿，提笔写作。

1997年，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去世。女儿汪明写道：“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高邮汪曾祺。” ■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