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烟瘾大，手头上也没有什么余钱，一般都抽平头佛子岭，没有过滤嘴的那种，熏得指甲通黄。那时“花苑”“渡江”“红梅”的居多，也有“红塔山”“阿诗玛”，都属高档货了，一般工薪阶层消费不起，只在过年时偶尔买两包，散给人抽，倍有面儿！父亲说“花苑”的抽起来平和，但一般的小店不容易弄到；“红梅”的劲大，抽着过瘾，但一包抽下来，晚上总不免咳嗽；“渡江”虽好，但一不小心就会买到假货。

父亲在铁路上班，一年才得回家一两次，过年时会带上几条烟，其实他的烟瘾也不大。腊月里，父亲总喜欢上街，骑着“二八”大杠带上我。父亲兜里常揣包烟，遇到熟人便停下车，总要递上一两支，还用打火机给点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叙叙旧，吞云吐雾间，一年里的酸甜苦辣也就烟消云散了。

那时软盒包装的多，硬盒的少。待烟盒瘪了，香烟孤零零的，所剩无几时，父亲褪下外面的塑料包装，对着里面哈一口气，放在手掌，“啪”的一声拍下去，便发出巨大的声响。塑料袋破了，发挥了它最后的娱乐功能。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哈一口气，如法炮制，拍得双手通红，但总是弄不出声音。不知道是力度不够，还是不得要领。

临近年关，父亲有时也随手掏出一个香烟盒，拆开、抚平整，记下要购置的年货：红糖五袋、桂圆三斤、冬瓜酥四袋、丰糕六条……

“得要好几张‘红牛皮’呢！”母亲打趣道，有些心疼。

“苦处挣钱乐处用！”父亲呵呵笑着。

大年三十晚上，乡里乡亲的都喜欢到我家来打扑克，父亲给抽烟的大人都点上一支。孩子们在里屋看“春节联欢晚会”，那时还不叫“春晚”，不像现在节奏快，什么都是简称，但我还是觉得“春节联欢晚会”叫得温暖、亲切，洋溢着喜庆的氛围。母亲端出一盘南瓜子给孩子们吃。男人们一手拿着牌，一手夹着烟，整个屋子烟雾缭绕，呛得很。不一会儿，地上便有二三个烟盒了。香烟盒对孩子们来说真是个宝。小伙伴们抢着捡，有时头磕碰在一起，生疼的，也不恼，谁也不怨谁。

五颜六色的香烟盒摆在一起，看得小伙伴们眼花缭乱，心猿意马。同一款式的多了，便和别人换些糖纸或火柴皮，又开始一项新的技艺比拼！

香烟外面的壳子，孩子们叠成“纸方宝”，经常与小伙伴们决战到天黑。记得那些年我们穿的针织毛线衫，因为掼“纸方宝”，右边的袖子总比左边的长一截。就是甩得胳膊酸胀，也要扳回老本。偶尔碰着好看一点的烟盒，就剪下精致的图案，满心欢喜地贴在黑白电视、桌子、铅笔盒上。

内层的锡纸，软、薄。孩子们叠成纸飞机，比赛似的，使出全身力气往前扔。浩瀚的蓝天下，一只只纸飞机携着孩子们一个个五彩斑斓的梦，在空中横冲直撞，直到慢悠悠地飘荡，降落在地，归于平静。有时用力过猛，反倒飞不远，常常事与愿违，也只好摇摇头，发出一片唏嘘。女孩子不那么“野”，喜欢攒着，集得多了，就用针线缝起来，拿在手里，也厚厚实实的，当草稿纸。其实，这些皱巴巴的锡纸一点儿也不好用，铅笔在上面写写划划的，极容易弄破。

现如今，健康的生活理念已深入人心，抽烟的人也少多了。父亲因为咳嗽，加上孙儿出世，前几年就把烟戒了。孩子们的玩具也是花样繁多，再漂亮的香烟盒扔在地上，也无人问津。

真的，我不恋烟，只是偶尔，想闻一闻空空的香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