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有一个淄川，淄川有一个蒲松龄。蒲松龄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短篇小说大师。 三百多年前，蒲松龄先生写他的短篇小说的时候，像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这些后来以短篇小说出名的作家们都还没有出世。我现在写出的字数加起来比蒲松龄要多好几倍，但是我想我这么多的作品加起来也许都不如蒲松龄先生的一个短篇小说有价值。蒲松龄先生的科举道路不成功，到济南去考了好几次，每次都是名落孙山。尽管没有中进士，但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超过了那些进士们。

《聊斋》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有很多的译本。《聊斋》不仅仅是流传了三百年，再过三百年还会继续往下流传。一部《聊斋》，可以永垂不朽，可以流传千古。

走了跟蒲松龄先生同样的路

我的文学经验，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刚开始是不自觉地走了一条跟蒲松龄先生同样的道路，后来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蒲松龄先生创作的主要资源是来自民间。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故事，说他在村头大树下摆上了茶壶、茶碗、烟丝、烟笸箩和烟袋，招待来来往往的行客，人来了可以喝茶、可以抽烟，但要讲一个故事给他听。

《百家讲坛》上讲《聊斋》的马瑞芳老师考证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蒲松龄一辈子几乎可以用“穷愁潦倒”来形容。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教书，他的一生当中根本没有时间和闲暇坐在村头上招待来往的行客，他也拿不出那么多的茶叶来泡茶给行人喝，他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买烟丝。我想这并不说明蒲松龄作品的来源不是民间。他在故乡成长的时候，他后来在外地当教书先生的时候，都是用一双艺术家的眼睛来观察生活，用一双艺术家的耳朵来捕捉生活中所有跟小说有关的声音。

他作为一个小说的有心人，把许许多多的流传在我们家乡的奇闻轶事，狐狸的故事、鬼的故事，变成了他的小说的素材。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这个学院里面受了很多启发和教育，使我慢慢地悟到：作家创作的时候应该从人物出发、从感觉出发，应该写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应该写引起自己心里最大感触的生活。也就是说你要打动别人，你要想让你的作品打动别人，你首先自己要被打动。

你要想你的读者能够流出眼泪来，你作为作家在写作和构思的过程中首先要让自己流下眼泪。这一点，蒲松龄先生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

他最优秀的篇章里面很多都是在抒发个人心中的积郁。他很多的作品看起来是在说鬼说狐，实际上都是描述的人间的生活。看起来他写的跟人间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妖魔鬼怪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以人间的生活，以人间的许许多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为模特来描述的。这也成了后来许多批评家和研究者所反复研究和津津乐道的，他实际上借谈鬼谈狐来表达自己个人心中的这种郁闷。一个作家必须有感而发，不能为赋新诗强说愁，必须在作品里面倾注上自己最真实的感情。

我想蒲松龄之所以能把小说写得这样好，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这么多栩栩如生，让我们难以忘却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就在于他在写作的时候把自己最真挚的、内心深处最深的感情倾注到他的人物里面去了。这样最深挚的感情一旦付诸人物，就仿佛神仙的手指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吹气成仙。

蒲松龄一生中，最耿耿于怀的就是科场失意。这个情结让他抱恨、抱憾、抱屈终生。直到晚年他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忘记。像这么一个人，那样大的才华，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无论是民间生活的知识还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的才华和学问超出了当时许许多多金榜题名的进士，但他恰恰是永远也中不了；有好几次都是志在必得，但到头来却是阴差阳错，名落孙山。

我想来自宿命的压力、怀才不遇的积愤就变成了他创作的巨大动力。

站在祖先的肩膀上获得一个高度

蒲先生具有当今所有作家都望尘莫及的丰富想象力。但他也有凡人的一面，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喜怒哀乐。他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都变成他小说创作的动力。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没有沉溺于这种平凡的感情之中，他把这种感情进行了升华，他把他的个人生活跟广大民众的生活结合在了一起。他把他个人的科场失意变成了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说教式的，他把自己所有的思想、所有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都首先付诸人物形象。

也就是说他始终从人物出发，他始终在写作的时候把人放在第一位，把塑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形象，作为他的最高追求。我想这是我走了许许多多弯路之后，回过头来研究蒲松龄才认识到的。现在回头想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批作品，为什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就在于我不自觉地遵循了蒲松龄先生所一直实践的创作道路：第一从生活出发，从个人感触出发，但是要把个人生活融入广大的社会生活当中去，把个人的感受升华成能够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普遍的感情。第二点要从蒲松龄先生身上学习的，就是从古典文献里面汲取创作的营养。蒲先生把中国过去的书，不管是四书五经还是诸子百家，都烂熟于胸中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做到他那样的深度，但是我想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多地读一些经典，因为经典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经过了时间淘汰，它能够流传下来，毕竟有它的道理。我们阅读经典，实际上也就站在了祖先的肩膀上，我们就获得了一个高度。

如果我们没有去认真学习和研究我们的经典，如果完全靠着我们这种下意识，靠着这种直觉，我们可能要多走许许多多无用的道路。如果我们站在经典的基础上来向上攀登，那我们的起点就会相当高了。这两点，实际上是我后来又开始重新阅读蒲松龄的时候反复所考虑的。我的《生死疲劳》，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学习了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

后来我在省图书馆演讲，中午的时候跟马瑞芳老师一块儿吃饭，马老师说：“莫言你这个《生死疲劳》还是学的蒲先生的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小说《席方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课本里面把它作为教材，写了一个人为他的父亲鸣冤叫屈，在地狱里面跟阎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阎王给他施加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酷刑，包括用锯子把他锯成两半，让他到富贵人家去投胎，他都宁死不屈，非要去讨一个说法，终于碰到了二郎神，然后使他父亲的冤案得到了昭雪。

我这部小说一开始就写这么一个人在地狱里面鸣冤叫屈。我确实在写的时候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向我们的祖师爷爷蒲松龄先生致敬。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说我是向蒲松龄先生学习。这是事实俱在，我抵赖都抵赖不了，马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 立刻就发现了，你这个开篇第一章是来自哪里。

提起蒲松龄来，我就感觉到思绪万千，思绪万千的结果就是导致语言的颠三倒四。我想这个人，对我来讲意义太重大了。

（摘自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