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 专长于中国电影史, 大众文化研究以及女性文学研究。在北大，讲课不用讲稿和PPT，她的课堂却座无虚席。这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女老师，被学生尊称为“戴爷”。

记者：您在北大是很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您会经常为学生推荐书吗？

戴锦华：近年来每个学期都和在读、毕业的研究生做文化研究工作坊，都是有主题地读书。基本上是我提出书目，学生补充，有讨论，有回应。事实上，这个我与学生分享的工作坊从1995年就开始了，从未中断。此前是针对文化现象、电影现象的分析和讨论与专题读书交错展开。近五年以读书为主。在五年中，基本上把所有对于我来说形成重要影响的重要书籍和学生做了系统的分享。也和他们一起讨论了新世纪各种新的世界理论风潮和热点。课堂之外，我并不经常和学生分享我的个人书目，一则因为我的最爱，或者曲高和寡，或者不登大雅之堂，同时，我信奉“己之所欲，不必必施于人”。

记者：工作坊的成立，您当初有什么目标吗？您和学生都从中收获了很多吧？

戴锦华：最初的设定是共同直面激变中的文化现实，尝试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也是向学生学习并与之分享“喂养”他们的文化形态。而近来，更多出于我自己的基本判断，也就是，21世纪的世界正面对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格局，中国也经历着自己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时段。面对新生事物，我们既有的知识多少都在失效，既有的历史也不再能提供可以援引的先例。我以为，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是我们认知今日世界现实的诚实开始。我自己深受一个倡导的影响：博览群书，“不求甚解”。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了。我自己阅读范围极广、极泛，也受益于此。这几年的工作坊选择是我希望和学生分享对我的思考和学术产生过深刻烙印的不同领域的重要著作。类似形式的交流是很快乐的事情。工作坊也启发参与者写作和发表了不少有质量的论文。实在地，学生收益也许比我大。

记者：您对于文学作品的判断和依据是什么？

戴锦华：这就不是访谈容量可以回答的了。文学的评判标准和日常阅读对我是两回事。我的阅读充满了不同的指向。有（纯）文学的沉浸，理论著作的研读，也大量阅读通俗、流行文本。近年来，大量网络上各类型小说的阅读对我成了有效的文化现场，我从阅读中了解今天社会文化心理的构成、人们的爱与怕、梦想和逃避。我从中真切感受了社会、代际文化的剧变。其收获远超出了我对相关社会学调查和分析著作的阅读。针对我的阅读量，常有人问，你的时间从哪里来。我对这类发问者表示同情。类似阅读从没有压缩、侵占我阅读重要作品和理论著作的时间。

记者：其实我也想问您，能够大量“吞噬作品”，想必有独特的阅读方法？

戴锦华：说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没有书可读，每一本书是天降大礼，它在你这里停留的时间可能是一晚或几小时，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我太想读完了——到今天为止，我读小说仍舍不得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也不会对一本打开的书半途而废，对书籍的极度珍视和饥渴迫使我掌握了后来人们需要学习获得的速读、组读的能力。一晚一部长篇吧。当然，我倒是经常向学生“兜揽”我读理论的方式，和读“闲书”一般无二，只管读下去，一定有收获。

记者：但是也有反复阅读的书吧？

戴锦华：反复读的书太多，最早能获得重要的英文学术著作的时候，为了真读懂，我甚至一个词一个词地查字典做翻译。（那些“书”）多数没有出版，也不是为了出版。很难给你列个书单，而且列出来，对此时的我也不大有意义了。因为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很多书当时对我构成了新知识——像某级太高的台阶，我努力登上去。这些书籍的重要性也随着生命的成长逐渐削弱。比如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电影语言》、比如福柯的选本《女性的性》、比如拉康的研讨班讲稿，比尔·尼克尔森的电影读本，哦，最早的入门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北大的演讲录……回望去，也许已没那么重要、权威，但是在我的某个时期成为过继续前行必过的窄门。

记者：您说大量阅读流行通俗读物，都读了什么？这么大量的阅读有目的吗？还只是纯粹的喜欢？

戴锦华：我会阅读各种类型小说，科幻、侦探、言情、耽美……我曾花了两三年时间大量阅读世界各国的吸血鬼小说，可称无盲点地覆盖了电影史上几乎全部吸血鬼亚类型，甚至包括一大部分电视剧。大量阅读是某种内在的需要，不能自已。但其中一定得有不同形式的“喜欢”，推动我前行的从来不是“应该”、不是“不得不”。比如关注吸血鬼，是当时《暮光之城》的畅销带动了新一轮的吸血鬼热，我最早只是想做一个流行文化观察和分析。但我自己惊讶地发现，吸血鬼，一如僵尸，并非来自古老传说，而是欧洲现代早期的发明。我称之为启蒙主义或理性主义“冗余物”。它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潜流，事实上显影现代性规划自身的张力和破绽。而此番卷土重来，则凸显了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人与“后人”、人与非人、生与死及“未死”。多重阅读的意义也在于此。

记者：能否谈谈您的枕边书？

戴锦华：我枕边的是 Kindle。阅读是我生命的基本内容，我没有特定的阅读时间，也很少有书籍可以长久地驻留在我枕边。我爱实体书，但我也最早向Kindle投降，因为它提供了可随身携带的充足的体量。电影是我职业和学术所在，但文学的阅读在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记者：能否谈谈您一读再读的书？

戴锦华：可能是因为衰老？也可能是读过的太多，已难于在阅读中获得惊喜和震撼，我反而会回去重读一些名著和旧著。大约隔几年就会翻阅的有《野草》《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第22条军规》《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

记者：如果要去无人岛，只允许带三本书，您愿意选择哪三本？

戴锦华：没法回答类似提问。没有什么书可以恒久阅读。任何书都会在反复阅读中迅速变薄。但想象完全无书可读，会令我不寒而栗。 ■  据《中华读书报》 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