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别山腹地岳西县西北边的青天乡，天蓝水清，山宁野静。我家住在一个叫石板冲的地方，大概三岁左右，我便随着母亲踉踉跄跄地上茶山，因为那是家里除了父亲教书微薄的薪水外，唯一的经济来源。母亲务农，我们兄妹三人读书，生活的负担沉甸甸地压在母亲摘茶的手上。我家的茶园海拔七百多米，蜿蜒的山间小路上，时常有蜈蚣、蚂蟥、百脚虫等毒物出没，偶尔还会有一条蛇吐着信子从鞋面上游过，让我胆颤心惊。

但到了茶山，我的羊角辫子就开始飞扬。那冒着尖的毛绒绒的茶叶，一根根探出头来，满山的茶香沁人心脾。我背个小竹篓从左边跑到右边，从上面跳到下面，这里采一枝，那里采一把，高兴了就站到茶树中央双手开采，犯懒了就干脆躲进茶树底下什么也不干。母亲怕我跑远，时不时丢一句：“园哎，伢哎，哪去了哦，来吃糖哦！”我听了偷偷笑，发出一声“喵喵”的回应，转个身撒开腿跑向她的怀里。母亲摘茶很有耐心，手速很快，大小均匀，人称“王麻利”。每天黄昏时分，父亲拎着一袋子鲜草走六公里到乡里卖茶，茶贩瞄一眼我家的茶叶，二话不说直接上秤，甚至有茶贩直接点名要。一个茶季下来，大概能赚两千多块钱，这在当年，大概是家里全年一半以上的收入。所以一到茶季，母亲就来了精神，早上四点多起来，带着一瓶水和方便面上山采茶，铆足劲摘了一筐又一筐。如此一春又一春，一年又一年。

上高一那年，我家那排阴暗潮湿的泥巴屋终于换成了一幢一楼一底的红瓦白墙。父母亲喜上眉梢，埋头苦干半生，终于有个敞亮的房子和院子。听母亲唠叨：“今年茶季要好好忙了，要是能凑钱买个太阳能装上，就不用天天用柴火烧水了，有太阳的日子就可以直接放热水洗啦！”于是，那个春天，母亲提前去卫生院打了增强体力的药水，准备大干三个月。全家人使命在肩，丝毫不敢怠慢。终于攒够了四千块钱，家里安装了那款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路过的邻里纷纷羡慕：“你看，家里人多就是好，一个茶季都能添置一个大件了。”

摘茶的岁月一直持续，家中的条件日渐改善。而我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走远。毕业工作后的一个五月，得空回到老家再上茶山，那些儿时的记忆一幕幕翻过脑海。母亲还在摘茶，戴个草帽弯腰弓背的姿势，丝毫未曾改变。我默默注视，她把嫩叶一根根采下，小心翼翼地放进背篓，猛然发现她的举手投足比以前慢了，手中的茶叶总是不经意地掉下来。

记不清多久没有回家，也记不清多久没有好好地陪母亲坐着喝喝茶。她总是有各式各样做不完的事，干不完的农活，从菜园到茶地，从山上到田里，一件接着一件，恨不得日夜不停息。久而久之，我的琐事越来越多，回家的次数慢慢少了，电话也寥寥几句就挂了。

十几年，对于草木，只是十几次枯荣，可对于母亲，是从壮年到中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母亲老了，她为我，为我们这个家的付出，我不能度量。就像茶山上的茶叶，我不能数清。只见橱柜里的药瓶越来越多，枕下的止痛膏一盒又一盒。她用透支生命的方式，用爱与包容去垒砌这个家的砖砖瓦瓦，打理着零零碎碎。眼睛一片湿润。望着茶山上妈妈的背影，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茶园里疯跑的年代，那时的她，身轻如燕，手快如梭。

母亲倒下了，在2013年9月13日。那天，秋雨刚刚落下。母亲和婶婶们难得在家里聊家常，忽然，母亲一阵眩晕，昏迷不醒。“铁打”的身体终于经不住长期的内耗，轰然倒塌。几经周折，被确诊为脑瘤。在手术后的几天休养中，她都沉默不说话，静静地看着药水慢慢注射进自己的身体，听着左右床的病友们的呻吟。她开始憧憬好起来的生活，“等好了，家里的事也慢慢放一放，只种点菜，茶山就包给别人吧，家里条件也好些了，你们都出来了，我也可以省省心了……”她饱含泪水，却又无可奈何，那些耕种了大半生的土地，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放下了。在爱与搀扶中，母亲只走过了1年零9个月。

昨夜又在梦中见到母亲，还是在一个依山的地方，还是记忆中那片茶园，还有几株盛开的彼岸花，母亲背着一个竹篓慢悠悠地走，一片黄叶在她身后落下。

思念从未停止，逝去的永远难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