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达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刚进故宫不久，院长吴仲超提倡“读画”和“读字”，虽只搞了两三年就不了了之，但这个“读”字却影响了他一生。他觉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欢乐，均从这个“读”字上来。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春水”与“秋山”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杨伯达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博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

国宝翡翠“86工程”

上世纪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输入内地。

物资储备局首先组织了14人的国库翡翠鉴定小组。鉴定结论是：四块翡翠产于缅甸，四块原料总重量803.6公斤，时价为1500万人民币。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组织了由15人组成的题材审议委员会，杨伯达是成员之一。1982年11月，轻工业部在北京市玉器厂主持召开第一次审议委员会议。会上杨伯达建议，要吸取清乾隆制作《大禹治水玉山》的经验。《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代帝王玉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经三次审议，初步议定一号料作泰山（《岱岳奇观》），二号料作香薰（《含香聚瑞》），三号料作花篮（《群芳揽胜》），四号料作插屏（《四海腾欢》）。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厂施工制作，因拟于1986年制作完成，被命名为“86工程”。但因难度极大，实际到1989年才完成。

担任四号料主设计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他回忆，杨伯达几次带他们到故宫和颐和园观摩古代玉器。郭石林在故宫的仓库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还在颐和园见到了外界一般见不到的慈禧的百鸟朝凤翡翠插屏。

郭石林记得，杨伯达每每来玉器厂，都对制玉工艺非常感兴趣，会向匠人请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镂空的玉活链如何精准琢磨等等。崔奇铭跟随师父郭石林一起参加了制作。他回忆，杨伯达当时常来玉器厂给大家讲课，如讲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故宫历代山子（一种以山水为主的玉雕）。

杨伯达在故宫看过数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他分析，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饰树木花草，人物鸟兽比例合理、动态自然，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随着对设计制作的跟踪，杨伯达对翡翠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安徽省文物局综合处处长、调研员张宏明认为，杨伯达的玉器研究论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闪烁着思想火花，因此他能成为玉文化研究阶段性集大成式人物。

2013年，杨伯达卸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之职，担任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王亚民接任会长。他觉得，杨伯达的研究得益于故宫内海量珍贵藏品，因此起点很高。

工作于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玉器组的徐琳从2019年8月开始接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她每次去杨伯达家，几乎都看见他在小客厅的书桌前写东西，头埋在稿里，周围全是书。她常在早晨8时或者7时50分接到杨伯达的电话，要她帮忙查一个资料。杨伯达不会用电脑，大量的学术文章都是自己手写，常常需要徐琳和其他故宫工作人员帮忙在网上查资料或考古报告。在2019年生病住院前几年里，他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两点。徐琳觉得，他仿佛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一些事情做完。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鲍安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