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梗”吃掉了我们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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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梗”吃掉了我们的语言

 

1月,豆瓣用户“胡桃(厌学中)”创建了名为“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的豆瓣小组,她最初只是因“三分钟热度上头”而“想建一个个人玩耍”的小组,但自创建后,该小组迅速扩容,至2021年8月1日,已有127273名“文字失语者”在这里集聚。

现代医学中,病理性失语症又名“获得性语言障碍”,是指因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损害而造成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受损。在“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成立之前,已有人关注到此种现象:2019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受访者认为语言贫乏的表现是基本不会说诗句(61.9%)和不会用复杂的修辞手法(57.6%)。

相较于“引用诗句、运用复杂修辞”,文字失语者失去的能力更为基础,上述豆瓣小组成员杨润将此总结为——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的小组简介如此表述:“长期以来,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的我们,逐渐忘记了如何组织文字的逻辑、怎么清楚地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

失 却

2021年初,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张晓雯只会说“无语”“离谱”,再要不就是“离了个大谱”。脱口而出这些词汇时,她常有些难受:“还有很多其他选项,不该是这样的。”她形容自己曾是个“感性、屁话很多”的人。大学二年级时,她曾跟朋友一起做公众号:“那时候很高产的,一周三篇都不成问题。”写书评、影评是她曾经在行的。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她的这项能力退化到了“在电脑前枯坐很久也憋不出几个字”的程度。朋友说她从前写的东西可读性很好,问她怎么不重新拾笔。她感到枯竭、焦虑、痛苦。

往回看时,张晓雯觉得 “失语”早有征兆。张晓雯追星,“本命”(偶像)是一个音乐人。粉丝圈里,她通常是那个为偶像新歌写热评文案的人。去年,偶像新专辑发布时,她照例打开文档编辑,但只写了几句就彻底卡壳。那时她将这归咎于“欠缺共鸣”,因为那首歌讲暧昧,而她正在失恋期。

“现在想来,可能那会儿我就已经写不出了,”她顿了顿,“其实就是自我放弃。想不出文案,也不想多想。”

王怡受写作困扰更深,因为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2020年秋季,王怡本科毕业,随后供职于一家公司的文案写作岗。入职不久,她需要为一位医生编辑微博文案。文案本该体现出该医生治疗棘手患者时的从容、承担医者责任时的决心,在她手里却变得词不达意:“如果我不接,只剩那些‘莆田系’医生愿意接了,在我这里,总比落到他们手里强……”

相比于大段文字,表情包、“梗”等表达更受王怡青睐。一些口癖挂在她嘴边——最近她常说的是“笑的”,这个词的覆盖面很广,开怀大笑是“笑的”,讽刺冷笑也是“笑的”。“之前常说的是‘笑死’,不太吉利,现在就改成了‘笑的’,”她补充道。

然而这些简易的表达都会有失灵的时刻。需要用文字准确表达自己的情绪时,王怡常常只能说:“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到底是哪种感觉?对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她不确定。

艺术系研一在读的高莹也有相似的困扰。她羡慕能够将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大段铺陈开来的人,她就无法以文字形式清楚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我难受的时候,我就只知道自己难受,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于是每一种情绪以文字呈现出的部分就只剩下“外壳”:比如快乐就是“快乐”,又或者是“开心”,要让她用更多的话把这个词盛装饱满,她做不到。

表达欲有时会涨满她的大脑,但大多在她想到如何表达之前褪去。轮到和朋友真正交流一些观点时,她与恰当、丰富的语词之间仿佛总隔着一层厚重的雾幕,往往讲一大通也说不到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点上。最后她只能再抛出几个梗,然后尴尬地笑说:“哎呀,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极少有人会说自己不懂,对话因此“糊里糊涂地结束”,高莹反而长舒一口气。

复 健

2021年1月,高莹离校回家,和朋友在一起“说梗”的时间明显缩减,家人对她的 “梗”也并不了解。她一度感觉自己“像个哑女”。同月21日,她在网上冲浪时发现了“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进组浏览了几个帖子之后,她很快觉得找到了同类,继而“加入组织”,并发表题为“失语的第1073天”的短帖,作为自己文字复健的起点。高莹发布了题为“失语的第1073天”的短帖,和记者交谈过后,“1073”成为了她的一个笑谈。

1073天前发生了什么?高莹并不记得。她不清楚文字失语是什么时候开始伴随自己的,之所以编造个精确的时间,是为了体现自己“真的很在意‘文字失语’这个事儿”,在意到她甚至还开了两个微博小号,逼着自己写“小作文”。然而这项活动持续了不到三个月,就因学业、生活的忙碌而搁浅,“复健”无疾而终。

高莹觉得文字复健是高于生活层面的东西,忙起来时就被抛到脑后:“我念的是专硕,只读两年,今年上半年导师就让定论文选题了,暑假又得实习。一忙起来,会觉得我这辈子只想做个机器。双休时我只想躺在床上看土味视频,对自己的内心构建什么的,也就没那么在乎。”

与高莹类似,杨逢意形容自己只是“偶尔会有想要复健的动力”。刚加入“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时,她曾发过两条复健练习的帖子,但各种庞杂的信息中,这个网络小组的坐标连同复健的决心很快被一起忘却:“要不是你来找我,我根本就忘记了我还加过这么个小组、有过强烈的复健想法。”

她喜欢优美的文学性表达、也有很欣赏的“严肃作家”,比如汪曾祺和沈从文。但更常读的还是网络小说,因为这“完全符合人的爽点”,很解压;另一方面,她承认记录和表达有其意义,但闲暇时做更多的还是刷视频、说梗。“目前来说,谈不上彻底放弃复健,但促使我复健的动力的确没有‘躺平’的诱惑大,”她总结道,“总之就是还没到非要迈出舒适圈的那一步。” 而对王怡来讲,“水温”已经过热,工作性质不允许她再待在原地。文案写作要求有丰沛的词库、通畅的逻辑,以及良好的语感。在自己所写文案几次被说“无法触动人心”之后,她开始试图扭转以往表达习惯留下来的强大惯性。

首先是有意识地避免借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削减自己对梗、表情包的依赖性,再次是读书、保持学习。除此之外,她也试图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培养记录的习惯:“我以前因为觉得自己写得很烂而不写。现在说服自己完成比完美重要,多写、多练、多表达,脑袋里有灵感了就及时抓住,也及时写出来。”坚持半年多之后,王怡觉得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比之前好很多,而她最新撰写的一篇宣讲稿,也得到了公司领导的认可。

追 问

既然“日光底下无新事”,而前人已就此提供许多可用的文字素材;既然有现成模板已可取用;既然表情包、“梗”等看似更便捷的语言层出不穷,那“文字复健”还有什么必要?谈及此,杨逢意觉得,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文字复健”的必要首先来源于一些“很实际、很功利”的考虑:“生活中离不开的,与人沟通时需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和人交谈时需要学点东西提升谈吐,工作了写文案、材料,总不能全用表情包和梗吧?”

王怡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她承认模式化、极简化的文字有其意义:“倒金字塔式”新闻写作就曾因适应战时需要而受到褒扬;而表情包有时也比文字更为亲昵、简便:“有时我在忙碌,不能立即回复,这个时候只回复‘晚点聊’会显得有点生疏,用些表情包会轻松一点。”然而生活中毕竟还存在一些需要“说自己的话”的时刻。王怡觉得,那些需要“自己表达”的时刻就是文字复健的意义所在。

文案工作当然是一方面,但更多“无法言表”的尴尬时刻也出现在日常交流中。她曾和网友谈论香水的前中后调,对方能够以很场景化的表述描绘香水的特点:“鸢尾花的味道就是你突然穿越到夜上海一个夜总会的后台,房里飘荡着的舞女化妆脂粉的气味”;她形容香水的前中后调时,用到的形容是“很赞”“可以拔草的程度”,再往细说时,她只能用一张劲凉冰红茶的图片、橙子味冰棍,以及“丝芙兰的味道”做类比。她觉得自己匮乏,暗恨自己文字功底薄弱。

王怡曾是表情包重度使用者,她甚至可以和亲密的朋友仅靠发表情包开展一段对话。但表情包的矛盾之处在于,它的意义仿佛可以无限延伸,但又因模糊不明而可能产生误解。

视文字为“时光印迹”“情绪出口”的石静楠更认为流畅的文字表达是不可或缺的能力。她惯于记录下生活中的各种时刻,因为觉得经历珍贵而记忆有限,希望 “通过记录弥补记忆的缺失”。这也带给她一些额外的“能量”:“记下这一刻的难受,之后再失意时再翻回来,我会觉得以前那么辛苦都过来了,这会带给我一些信念感。”记录之外,石静楠也隐约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伴随语言的匮乏而来的很可能是思想的匮乏。但这个过程到底如何发生,她没有想明白。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借塞姆之口讲的话或许可以为她提供一些头绪:“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澎湃新闻 记者 任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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