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杨武之的认识，大多仅限于杨振宁教授的父亲，而不了解他是我国早期从事现代数论和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是我国因为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1931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跟随他学习数论。

抗战以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武之担任数学系的系主任及清华大学数学研究生部的主任。尽管战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在杨武之的组织和带领下，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科学水平节节上升，培养和造就了两代数学人才，对中国现代数学的贡献很大。

1946年8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返之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联大旧址，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改名：云南师范大学。杨武之先生是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数学系首任系主任，因此云南师范大学在2013年10月15日，将其位于呈贡校区的数学学院大楼命名为“武之楼”，同时举行杨武之先生塑像揭幕仪式。西南联大校友、云南师大终身名誉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91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携家人出席仪式，并亲自为父亲塑像揭幕。

杨振宁先生在揭幕仪式上说：“我的父亲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并研究数论的学者。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及后来的昆明师范学院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杨振宁先生评价他的父亲：“他是一位智慧的父亲，也是最优秀的数学家。”

杨武之教授名克纯，字武之。1896年4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1973年5月12日在上海逝世。2013年是他逝世40周年。

2020年12月10日一早，我们便去了位于旅馆附近的云南师范大学。由于还没到学校上班的时间，我们便自己通过疫情安检进入校园，按照定位指示顺利找到数学学院。远远看见楼正门右上侧有武之楼字样，落款是杨振宁，由于事先并不了解杨武之先生在昆明的经历和成就，多少有些诧异。了解之后，感觉此举不但合适，而且充分体现出云南师大的人文情怀，以及对于学校渊源的重视。

走进大楼，门厅里静悄悄的，杨武之先生半身铜像位于大厅中间，看上去谦和、安静，紧抿着嘴唇透露出他的执着和坚定。

铜像上面横梁上有杨先生的手迹：“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据说杨武之先生生前总是以这样的话语教育勉励自己的子女和学生，手迹原稿是1957年8月9日他写给杨振宁、杜致礼夫妇的。

杨先生塑像应为中老年期形象，偏瘦一些，着中装，这让我想起杨振宁先生在《父亲和我》中的一段话：“我不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照片。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笔直。我想那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照的，衣着神情都已进入了20世纪。父亲相貌十分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照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杨武之先生不但在数学领域成就卓著，在对于子女的教育培养上也是颇为用心，而且他很早就发现了杨振宁的不同寻常之处：“振宁似有异秉。”因此可以说杨武之先生是最早发现杨振宁才能，并坚信他能够成功。为此，他在1951年为杨振宁的长子起名：杨光诺，意在激励并坚信杨振宁终有所成、获得诺贝尔奖。

我最早是在网上得知云南师范大学有杨武之先生铜像的，后来又得知云南大学有刘文典先生的铜像，但到昆明前得知刘文典的塑像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当我们正在计划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奔波于有30公里距离（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和云南师范大学）的两个校区时，又得知杨武之的塑像也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于是决定从丽江到昆明时在昆明南站下车，然后在距离两个学校比较近的地方找一家旅店住下，去两个学校就很方便了。

不过呈贡大学城距离云南火车站也是30公里，10日上午赶返回合肥的高铁还是有些麻烦，主要是时间紧张。但后来我们又发现从昆明到合肥的高铁居然也是从昆明南站上车，于是笑了：真是太巧了，一切都是刚刚好。

返程的车上，读着杨振宁的《曙光集》，杨振宁在书里写道：六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想，一代一代的后来人，要记住和传承的，应该就是杨武之先生所崇尚和贯彻的这些东西，一如他的为人：朴实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