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年前，溥天之下，风雨苍黄。在一个夏末的清晨，我被领进汤村的私塾学堂，从那一刻开始，我走进汉字的世界，汉字同时走进了我的生命。那所私塾学堂，于我短暂而难忘。先生用红笔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圈完了，我也背下了，圈完《论语》准备开讲《孟子》的当儿，举家迁到镇子上，我也转而进入新式学校。在学校里，老师带我们念：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那时我的肚子里，大约积存了两千汉字，这样的“来来去去”，令我忍俊不禁。

之后，教语文的聂仲平老师（生前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在班上说：一个人如果学会两千五百汉字，就能读书、就能写信。他说的书，是指《三国》《水浒》之类小说。我去大伯家找书看，大伯把《三国》递给我，而把《水浒》藏了起来。我的惠姐附耳跟我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懂吗？看书有禁忌，写信总不会吧，我就自告奋勇承接下给远在朝鲜当志愿军的表舅写信的任务。不久，万里之外表舅有回信，表明写信这事儿，我勉强过关了。

一个中国人，究竟在何种年龄、掌握多少汉字才算过“关”？不知道有没有严肃的研究报告。当我到六安读初中时，《语文》析为《汉语》与《文学》。《汉语》讲词性讲语法，至于“字”，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受其影响，我也一度对“字”掉以轻心。初二的《文学》课文有一篇《廉颇蔺相如略传》，是白话文，家里有《史记》，难免产生阅读原文的冲动，这一看，方才清楚自己认得的字，实属有限。是文字本身，把我阻隔在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大门之外。1957年升高中，我就利用那个假期来钻牛角尖。暑假结束，同学们因为更上一层楼而兴高采烈，而我的行囊，却略微沉重些，那里面多了一份包袱：汉字。

这期间有个插曲，对我影响极深——有当代草圣之誉的司徒越（孙剑鸣）先生，原先是我读高中时那所学校的校长，此时被打成右派，蜗居于大礼堂的化妆室一隅，一个偶尔的机缘，我和他有了接触，渐渐地无所不谈。有一天他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靈”字，让我随便说点什么。我就说：濛濛细雨从高空落下，巫师在大地上祀祷。先生说：好的，那么中间的三个“口”字呢？我说：是一排棺木吧？巫师愿亡灵安然超度。先生说：再想想。我说：能不能理解为一排窗户，天窗？先生说：或者呢？我说：要么是管道，接通天地，让灵魂自由飘浮的管道。先生微笑：都对，不过有没有了？我一时哑然。几天后，“籥”字蓦然从天而降，我急趋礼堂，有点得意忘形，我交差似的对先生说：那是一支“籥”！祭祀时乐师手中的乐器。先生笑容可掬，抚摸我的头顶：这就是汉字！一般人以为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瑰宝，岂止瑰宝，每一个汉字，都是一粒种子，生长智慧和精神的种子。是啊，一个汉字就是一粒种子。作为一个高中生，我多少拥有一些种子了，为此，高中三年，我私自开垦了一块自留地，我在那块鲜为人知的自留地上，播种汉字。

自留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有一首歌：“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不过普天之下藤上的瓜，只能依靠自留地里的瓜菜，方能勉强度日。我的这块自留地，虽然不结供我果腹的瓜果，却赐我快乐与自信。从这里出发，渐渐地，就能够在《史记》《世说新语》这类典籍中自由穿梭，略无障碍。

退休之后，我一是拜倒在大自然的石榴裙下，二是扑向汉字的宽博怀抱。大自然秀色可餐，汉字则是别有洞天。如何通往汉字的怀抱呢？我想我必须自己铺设属于自己的花园小径。字典、辞典，被我用来作为小径的基石。字典是此山之石，可以铺路，辞典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具备了必要的字典、辞典之后，花园小径便在我的眼前蜿蜒展开，我沿着小径专心致志于两件事：一是攻读《诗经》，二是练毛笔字。

作为中华文化的原典，《诗经》共使用2949个单字。它们是两千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汉字的前身，钻进这部原典，认识它们，了解它们，与之为友，拜之为师，追寻它们的脚步，观察它们的组合能力与链结方式，进而体悟用这2949个古老单字，所创造的《诗三百篇》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在中国人心里的分量。

至于用毛笔练字，我不敢说是书法，因为书法重在心摩手追，重在表情达性，重在风格意象，而我的情趣全在字的本身，在每个汉字的笔画、部首、偏旁、结体之间徘徊与游荡，体味汉字之美。只有用毛笔，你才能沿着横竖点撇捺，走进入汉字的堂奥，打从而通自己与汉字在精神层面上沟通交流的渠道。钻研《诗经》，从字起步；握管挥毫，以字落脚。

太初有字，于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历史的兴衰记忆、家国的昌盛希望、个人的酸甜苦辣，便有了寄托，难怪余光中写听雨，写到情不能自禁，灵绪居然伸到汉字上来：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汉字不老。古人说：字在神在。我说：字在，金木水火土在；字在，春花秋月亦在。如有来生，我还要与汉字绸缪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