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时期，《世界文学》发行量曾达到三四十万册。文学青年互相传看，一册杂志能传递几十手。围绕着这份刊物，几代“盗火者”接力翻译，让中国读者得以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几代“盗火者”的翻译接力

91岁的李文俊和爱人张佩芬住在北京潘家园附近临街的一栋楼里，他不出远门，不上网，没有手机。他几乎每天都去楼下市场转转，买点面包和水果，但再也不去书店和图书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时代，也没什么人给他寄新书了。“我赶不上时代了，你来找我，是上当了。”黑框眼镜后面，他露出一个顽皮的笑容。

在这间屋子之外，翻译家李文俊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几代人读着他翻译的英美文学成长。莫言说，看了李文俊给威廉·福克纳译作写的序言，大受鼓舞，激动地转圈，恨不得立即去创造自己的文学新天地。谈话中，李文俊不时起身，颤颤巍巍地从书橱里抽出旧作。从各个版本的《喧哗与骚动》到儿童文学《秘密花园》，书橱里挤着的上百本书，曾为中国文坛带来一阵阵冲击波。“有那么大影响吗？不可能。”

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译文》杂志（《世界文学》前身）编辑部，到80多岁停笔，他做了一辈子翻译，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译介过的作家包括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第一个把卡夫卡翻译到国内的人也是他。中国曾与外国文学隔绝许久，七八十年代，李文俊等一代翻译家在极短时间内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启发一代青年作家转向现代主义。鲁迅曾将研究译介外国文化的人称为“盗火者”，寓意像普罗米修斯为中国盗来思想“天火”。也有人以此称呼改革开放后这一代文学翻译家。

如今李文俊不问世事，柳鸣九深居简出，周克希翻译了三卷《追忆似水年华》后觉得精力不济，放弃了。一批老翻译家近年来陆续凋零，“我们那帮老朋友走了很多了，现在活着的可能我算年纪最大了。”李文俊说。

打着批判的幌子

李文俊把圆珠笔掷到桌子上，向后一仰，长叹一声：“总算是完成了。”那是1998年2月9日的傍晚，历时3年，他终于译完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押沙龙！》。这是他翻译的第四部福克纳的长篇。“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他筋疲力尽地立誓，“今后我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从1980年起译《喧哗与骚动》，到1998年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喜欢福克纳小说里的人道主义，也喜欢福克纳对文体的创新，挑的都是自己喜欢而且颇有难度的作品去译。《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深奥、文体最复杂的一部，很多句子长达几页，结构错综复杂。时常，他一天只能译一个句子，第二天坐到桌前，又大改一遍。

后来，最出名且畅销的《喧哗与骚动》又有多种译本问世，但《押沙龙，押沙龙！》至今还无第二人发起挑战。这本书译完后，他心脏病发作，走了一趟鬼门关。有人一直用这个故事形容这本书有多可怕，说起这个，他主动给福克纳开脱：“也不能怪他，是我自己的毛病。”李译的福克纳在文学界掀起一阵旋风。不止一位著名作家回忆青年时期受到的文化熏陶时，都将极高的赞美献给福克纳。莫言受其“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启发，创造了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余华则将他认作自己唯一的师傅。那时，福克纳早已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李文俊翻译引进，中国作家才与他相见恨晚。

告别福克纳后，李文俊轻松了很多，凭兴趣做一些零散的翻译，眼光依旧独到。2009年，他翻译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小说集《逃离》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门罗作品，4年后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突然翻红，一再加印。门罗的短篇最早在80年代初就被《世界文学》译介过。那时，每一期《世界文学》目录都群星璀璨，18、19世纪的古典大师，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名家，正当红的外国新秀，一下子涌现在杂志上。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是顶着压力编发的。1979年，《世界文学》在停刊13年后正式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

“我眼光比较厉害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时，李文俊觉得这件事干得确实漂亮。他1953年进入《译文》杂志编辑部，杂志1959年改名《世界文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点特权，可以订阅外国最新刊物，他在英文刊物中发现，卡夫卡在国外评价很高，于是自己动手，从英文转译了《变形记》，从事德文翻译的爱人张佩芬帮忙校对了一遍。

《世界文学》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镇，曾是唯一的外国文学译介窗口。李文俊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创刊元老，他在杂志社工作整整40年，从一个“处理杂务”的小编辑做到主编。

被划分的领地

勤奋的翻译家们以惊人的速度补上了落下的课。改革开放之初，不仅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缺课，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外国文学翻译也不成体系。等到1993年余中先从法国读完博士，回到《世界文学》编辑部时，世界名作差不多都已经被划分好了领地。“柳鸣九那一代首先要补上缺失的东西，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一下子就补上了。”余中先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柳鸣九之后的一代，包括我，更多要翻译20世纪作家作品。我和同事们还要继续跟踪21世纪以来的佳作，同时发掘被遗忘或忽略的作家，以及前人畏难而没有下手的作品。”

余中先也想填补空白，翻译道路的开端，是当时国内尚未译介的法国作家，如奈瓦尔、克洛岱尔、吉罗杜。后来专门译介“新小说”作家，如贝克特、西蒙、罗伯·格里耶，也翻译过米兰·昆德拉。近几年，他又译了一些龚古尔文学奖等获奖作品，转眼已过花甲之年。他也可以把《悲惨世界》《局外人》拿过来译一个自己的版本，但没有必要。翻译家们形成一种默契：已经有优秀译本的书不用再去译，多去翻译一些从未译介的作品。经过前辈的苦心耕耘，剩下的遗珠要么小众，要么特别难，总之读者有限。这是当代译者给自己出的难题，放弃与经典名著绑定的机会，转而去开拓汉译文学新的疆域。

“一本经典有三四种译本足够了，版本太多质量没法保证，读者也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只要哪个名家的作品进入公版期，出版社‘嗡’的一下都找人翻，突然出来十几个译本。”余中先向来不热衷于重译经典。

文学翻译进入新的时期，经受商业的助推也被反向拉扯。高峰时期，《世界文学》发行量曾达到三四十万册，文学青年互相传看，一册杂志能传递几十手。《世界文学》现任主编高兴1979年上大学，他经历了那个文学的时代，“空气里飘浮着催人上进的气息”。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倪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