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安忆解释她最新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的题目：字面上看，“一把刀”是指扬州三把刀中的一把，菜刀。故事是从一个名叫陈诚的淮扬大厨在美国法拉盛的生活写起，又回溯到他的东北知识分子家庭。“千个字”来自袁枚写扬州个园的诗，“月映竹成千个字”是给这位大厨绘的一幅背景。一刀剁下，四溅起来的不是火花，而是“字”。《一把刀，千个字》出版之后，王安忆接受了专访。

传奇和日常是一个出色的悖论

记者：据说《一把刀，千个字》的念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末你在夏令营采访时见闻，什么东西在那么长时间的沉淀后，又能重新浮上来，让你想把它写下来？如今，什么是你真正想写的？

王安忆：你说《一把刀，千个字》的动笔起于多年前的一点见闻，我纠正一下，只是听闻，并非我自己的亲历，这种说法不准确，一部小说的起因需要许多条件，不会是那样偶然性的，过去若干年方才形成“题材”，恰好说明随着时间过滤，自身成熟，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许多人和事都过去了，没有成为小说，也就因为没有容纳进更多的成分。

一个职业写作人但凡坐下来写，都是真正想写的，却也很难知道下一部真正想写的是什么。这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样，今天不知道明天会“真正”发生什么，我指的不是惯例，而是特殊的意想不到的状况。总之，不要期望有从天而降的“馅饼”，虽然小说是虚拟世界，但劳动是真实的，动手就有，不动则没有，一无幻想可言，传说中的灵感有些像神话，多半来自事后的遐想。

记者：你笔下有过很多经历特别的人，这本小说里，陈诚的妈妈就不用说了，陈诚也是，他们不管是不是被安置在飞地，却几乎都被包裹在细密的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里，为什么？你是在有意用“日常”去消解一些“传奇”的色彩吗？这样的写法，需要消耗大量的日常经验，它们来自哪儿？

王安忆：传奇和日常是一个出色的悖论，正是我的小说中时时需要处理的问题，这涉及我的“三观”，也和才能有关。我很羡慕那些能够拔地而起的胆魄，比如法国的雨果，中国当代文学也有这样的质素，莫言有，苏童也有一点，他们有奇骏的想象力，同时又有生活的经验编织逻辑，合理地实现。我却不行，我考虑得太多，不信任奇迹的发生，拘泥小节，需要丝丝缕缕的嵌合，所以，发力很慢，读我的小说要有持久的耐心。《天香》第一部读完，人们都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长恨歌》也是，单是搭建舞台就用去整整一章；《匿名》对我是个挑战，换个人，也许人质直接就到了林窟，我呢，一定要交代清楚失踪发生以后，家人的心情，寻找的过程，读者以为是悬疑小说呢！

好比缺什么要什么，也是因为此，我喜欢看推理小说，破案要的是缜密的思路。但那是推理小说，一定程度上可获得现实豁免权，可稍稍离谱，小说却是严格的，在我，几乎称得上苛求。可能胜算不在“传奇”，而在“日常”，偏偏我又不能满足于此，还是希望能够飞扬起来，倘若做不到，那一堆每天每人经历着的细节又有什么书写的价值呢？

这种快乐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记者：你谈到过写作时对淮扬菜的功课做得不好，因此在小说单行本发行时进行了纠正和处理。其实，小说真正抓住读者的并不是那部分专业的内容，为什么必须要修正呢？你觉得“行业”以及那些与行业相关的在小说中扮演什么角色？

王安忆：其实我对淮扬菜没有什么专业的认识，所以会有硬伤，对于写实派的作者来说，不谓不是失手。每一种行业里都有历史地理人文，就看你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不像某些作家曾经有过其他的职业经历，余华是牙医，池莉也是医生出身，张承志的考古学，格非的学府，莫言、阎连科的乡村——乡村是一种生产生活综合性的环境，它集劳动起居亲缘社会关系于一体，我甚至都没有韩少功、李锐、史铁生、张抗抗等人较为深入的知青下乡经验，我插队时间短，只两年挂个零头，其间又时常回上海，一待就是几个月，满打满算大约只一年半，对农田收种的流程只有片段的知识。

我几乎可说是“纯文学”的写作人，这是好听的说法，更客观的说法就是“身无长技”，写作本身似乎算不上什么职业技能，凡识字的人都可以写。这也是我母亲从她的作家生涯得出的结论，如他们一代人的经历，文学和艺术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所以我母亲固执地认为，只有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下都可以独立存在的行业才称得上一技之长，比如医生——她对我们的希望是做个医生，我们的邻居是一位小儿科医生，子承父业。

在那些停笔的日子里，她学习缝纫，同时她学习烹饪，这也是技能。曾经被逐去工厂，学习车床，当她独立操作，车出一颗螺丝钉，欣喜万分。这时候，学校停课，医生梦已经破灭，她对我们的希望便转移到工厂，即便是一颗螺丝钉，也是确凿无疑的存在，紧接着螺丝钉梦也破灭了，我们先后下放农村——一技之长再无可能，似乎从来也没有人将农业视作技能，也许因为它劳作最苦，回报最低，于是就和惩罚教育联系在一起，母亲对我们就再也谈不上什么寄托了，只要活着就好。事情回到起点，就是一无所有，母亲方才想起来写作这档子，倒不是说有什么前途，而是它至少可以让心情快乐一点，她和我都没有想到，这种快乐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千万不要尝试“处理”痛苦

记者：你说这本小说曾经的设计是在故事末尾让主人公有一番倾述，但最终并没有，因为“切肤的痛楚，一旦付诸语言，立马远开十万八千里”。作为他者，在“付诸语言”讲述别人的痛苦时要怎么做？

王安忆：小说中的“痛苦”完全不可能是预先的设计，倘若这样，效果一定是滑稽。所谓“痛楚”是指经历中的感受，当时当地也许并非深刻，不知觉中留下烙印，过去很久方才有灼伤感。

《一把刀，千个字》里，有许多说话，坐下吃饭总是会打开话匣子，可是没有人直接道出“痛楚”的事情，姐姐和父亲激烈地吵架，都是借了由头，从来没有提及母亲的遭遇，这是至亲最碰不得的。夏令营中，那记者说了一句，兔子就火了，他是个温顺的人，从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生长，就会管理情绪，能让他敲一下脸盆转身走开就已经是火上头了。他仅有过几次落泪，说起来，也没有落泪的理由，不缺衣食，不受欺负，环境大体上也是安全的：一次落泪是在嬢嬢的床底下；一次是瘦西湖边，不期而遇招娣，一大一小都是伤感的。招娣是爷叔走了，他呢，似乎没发生什么，就是难过，很难过；最后，在旧日的车间里，看见头顶上行车的轨道，也不知道碰着哪根筋，再也止不住了，直接的源起说不上来，可是此时不哭又待何时？就让他痛快地哭一哭吧！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31期，有删减。作者 孙若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