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龙陵松山有卫立煌的塑像，在一个很大的塑像群里，我是知道的。但整个塑像群的规模有多大？除了卫立煌，还有哪些名人？就不是很清楚了。2020年12月初，经过近一年的疫情，我终于决定走出去，到遥远的云南去，探访合肥名人在那里的塑像。我们一行两人乘高铁到达大理后，因为要赶时间，所以决定租车去保山的龙陵和腾冲。云南的云彩的确很美，4个多小时的路途因此不觉得单调辛苦。下午近3点时到达龙陵松山。

松山位于怒江西岸，为滇缅公路锁钥。松山也是中国抗战成功收复的第一块国土。雕塑群全称“中国远征军雕塑群”，由12个方阵402座雕塑组成，置身现场，和网上看到图片感觉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气势，还是氛围，均超乎想象。当我们走过夏装士兵、秋冬装士兵、娃娃兵、炮兵、跪射兵等方阵，来到将军方阵前，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位于左侧前排第一位的卫立煌将军全身塑像。卫立煌将军身着戎装，披一件毛领大衣，面色凛然地面对着前方，在他前方不远处，是历时3个月零3天，死伤官兵7675人而取得胜利的松山战场遗址。在他的脸上，看不到胜利者的放松和微笑，而是凝神沉思，甚至有些沉重。或许他在思考战争背后的正义与人性，以及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勇士无畏牺牲背后的精神力量。

我在塑像前伫立，看着塑像前地面上一块小石碑上的文字：“卫立煌（1897~1960年），安徽省合肥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滇西反攻时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资料显示，卫立煌是中国远征军第三位司令，于1943年5月接任，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云南至印度这条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

将军方阵一共有20位中国远征军的将领，在卫立煌的旁边，是杜聿明将军，后面则是郑洞国将军。当年，他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共同守护这片土地，守护他们和他们的士兵们热血贲张、义无反顾的战场。塑像群以钢筋混凝土为基础材料，落成已经7年多，自然风化和侵蚀让它们更具一种沧桑之感，也让整个雕塑园区显得威严而肃穆。离开松山，我们随即驱车去腾冲，到达时，天色已晚。

腾冲和龙陵均地处怒江西岸，1942年5月5日，中国军队炸毁惠通桥，日军转而向怒江西北方向进犯腾冲，腾冲沦陷。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去了国殇墓园，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各种纪念雕塑和当地的抗战名人塑像，还祭拜了小团坡阵亡将士墓地，面对着分布山坡四周的三千多块简朴的墓碑，心情颇为沉重和压抑。

从山坡上下来，我才意识到没有看到卫立煌和孙立人的铜像，事后我才想起，此行之前，我在网上查询时，只发现孙立人在腾冲的铜像，但到了腾冲我却总认为卫立煌、孙立人在那里都有铜像，所以我既有些疑惑也有些着急，于是匆匆去往不远处的滇西抗战纪念馆。滇西抗战纪念馆位于腾冲国殇墓园东侧，建筑面积9492平方米，2013年8月15日建成。纪念馆展厅采用多空间立体布展的方式，以抗战实物为主，辅以图片、文字及影像资料，凸显了陈展效果和感染力，迎门主厅高大轩昂，气势恢宏，让人印象深刻。

为了节省时间，我进入馆内即去服务台询问两位合肥籍将军铜像所在的位置。志愿者很热情，但她告诉我馆内有孙立人的铜像，卫立煌的没有。我坚持说在网上看过卫立煌的铜像，似乎是单独一人的，志愿者明确告诉我，纪念馆内没有一个人单独的国军将领铜像。这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自己记忆有误，但我并不死心，继续在馆内寻找。

纪念馆的展览一共分为七个部分，我一边走一边浏览，当我从第四展厅走过一个长廊后，发现前方有一组群雕，走近一看，似乎也在网上见过。看了标牌介绍，是中国远征军人物群雕，我一眼认出处于中间位置的卫立煌，因为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八字胡。再看说明牌，果然就是卫立煌将军，在他的两旁和身后，是宋希濂、黄杰、霍揆彰等几位将军和美军准将窦恩。这是真正的“邂逅”，在被清楚明确的否定之后，在意识到记忆为无中生有之后，我依然坚持寻找，最终在有些绝望的时刻，居然真的看到了卫立煌将军的铜像。

这件事有些传奇色彩，如果我事先将功课做得再足一些，手里有卫立煌铜像的图片；如果那个志愿者对整个展览内容了解得再详细全面一些；如果时间能够充足一些，我得以慢慢地边看边找，都不可能让我有如此的周折和焦虑，也不会有如此的意外和兴奋。当我走出纪念馆的那一刻，我想，卫立煌将军戎马一生，而这里：龙陵、腾冲，则应该是他最为难忘的地方，克敌制胜，收复失地，他所率领的中国远征军用血肉之躯，打出了中国人的气慨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