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临近，看到很多朋友即开启“假期模式”，纷纷把出门旅游当作“休假”的唯一方式，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春仲春时分游玩山村时所写《雨过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桥板斜。妇姑相唤欲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诗人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透过栀子花之“闲”和农人没有“闲功夫”欣赏，衬托山村人都非常繁忙的情景。这种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时任滁州刺史的韦应物看到春耕时节田家辛勤劳苦的场景，触景生情地写下的《观田家》也突出了“乡村四月闲人少”。“……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刻画的农忙，既是一年到头，又是从早到晚，突出了时间之长和劳动强度大；也从空间描绘了农事之杂，既有田地、场院，又有菜圃、涧水，诗人用一个“俱”字巧妙地点出了此时的农村忙碌得无一人有空闲，而“就理”两字，农人虽忙得脚板不黏灰，但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这四句虽自然平淡，却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效果。

北宋大文豪苏轼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劳动模范，仕途虽总在“屡遭贬谪”与“内调回朝”间徘徊，但他从不忘劳动初心。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25岁的苏轼初仕凤翔府判官，遇到大旱，他几上太白峰，带领百姓到道观求雨；在密州，他不仅抗拒了司农寺推行损害百姓利益的“手实法”，还亲临田间地头，带领百姓用“秉畀炎火”之法和“荷锄散掘”之术，火烧、深埋，消灭蝗虫之害，终至“蝗不复生矣”；熙宁十年（1077年）春夏之交，刚赴徐州上任的苏东坡就碰上百年难遇的特大水灾，他将准备逃走的富人赶回城后，就冒雨踏泥泞向驻地禁军求援，率领士兵“持畚锸以出”，日夜加固“戏马台”，面对连续的强降水，他就在城墙上用茅草搭起“抗洪抢险指挥部”且“过家不入”。

最显苏东坡劳动本色的，应该是黄州和儋州。元丰三年初（1080年）二月初一，苏轼贬至黄州，好友马梦得给他筹集到几十亩蒿草丛生、荆棘遍地的荒地，让他春耕秋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夫生活。他脱去长袍，摘去方巾，一身农夫打扮，带着两个儿子，躬耕陇亩，挥汗如雨，自力更生。“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给友人致信：“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他以“东坡”之名，用农业劳动的方式，创造了最繁华的风景。逆境中的劳动历练，使苏东坡到了更加艰苦的澹州，照样“人间有味是清欢”。他戴着自制的“椰子壳帽”和乡野农夫开荒种地，自建茅屋三间聊以栖身，风雅之至、风趣之至、旷达之至，可谓天下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