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潘赞化是因为潘玉良——著名女画家、雕塑家，这位民国时期的奇女子，她和潘赞化的爱情故事和自身的传奇经历，更让人唏嘘不已。

然而他们的家族故事，潘玉良与非亲生子女、孙辈之间的情谊，更让人动容。记者采访潘赞化之孙潘忠共，昔日往事再现眼前。

民 主

“民主”是贯穿潘赞化一生的关键词，只是他为国家民主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从某种角度来看，也许被潘玉良的艺术光芒所掩盖了。正相当于小凤仙之于蔡锷，潘玉良之于潘赞化，世人所熟稔的，多是前者的故事。

潘赞化生于1885年，比潘玉良大10岁，桐城西乡人（今练潭乡潘楼村），他的祖父潘黎阁，曾任清廷京津道台。潘赞化早年同堂兄潘晋华与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在安庆北门藏书楼，组织“青年励志社”，从事反清宣传活动。后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兴中会”，不久，受孙中山派遣，潜回安庆，进行民主革命活动。1912年，潘赞化从日本回国，任芜湖海关监督。到任后整顿关卡，杜绝偷税漏税。潘忠丘（潘赞化长孙）在《我的祖父潘赞化》中写道，“在当时的体制下，关税应上缴袁世凯的‘财政部’，但潘赞化没有将关税上缴给‘财政部’，而是交付到孙中山的‘同盟会’去了，这就增强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削弱了袁世凯的力量。”对此，孙中山出巡芜湖，曾当面称谢。

1915年，潘赞化参加蔡锷护国军的讨袁活动，蔡锷赠予他“云南起义纪念章”，除此之外，蔡锷还专赠他一块怀表（上刻“云南起义”四字），后潘赞化送给潘玉良，这块表漂洋过海，陪伴了潘玉良半个多世纪。1927年，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柏文蔚出任国民革命军33军军长，潘赞化为副师长。后转赴南京，在实业部任科长。抗战爆发后，随实业部到重庆。1940年离职，携子潘牟返回故里，倾心家乡教育事业，1942年出任桐城孟侠中学校长。1945年任桐城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其间在故乡练潭潘家楼创办木崖、黎阁小学。

潘赞化是《新青年》的早期撰稿人之一，他立志报国，又多次迫于无奈，他一生擅文，著有作品《二明亮轩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就职于安徽省文史馆，担任馆员，直至1959年逝世。

潘忠共回忆祖父，“一辈子用冷水洗澡；过午不食；领了工资之后，就给我们买图画书；常常带我们爬山和劳作，每年清明节，都要带我们祭奠辛亥革命的先烈们。因为性格耿直，脾气不好，别人都说他‘官越做越小，车越坐越大’，但尽管是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下，我们家受到了很多不公的待遇，但仍然有乡里人逢年过节都会给我们家送东西，因为祖父以前对乡亲们很好，大家都敬重他。”

艺 术

潘赞化是站在潘玉良背后的那个男人，正是因为丈夫的支持，潘玉良才能成为一代名家。

在电影《画魂》中，由巩俐担任女主角，将潘玉良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潘玉良自幼失去双亲，后被舅舅卖到青楼。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将其赎回。潘玉良原姓张，遂改姓为潘。从此，她的命运被改写了。

潘赞化见其对绘画有特殊爱好和天赋，遂为其延师授教，悉心培养。潘玉良先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又在潘赞化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国立美专习画， 与徐悲鸿同窗。1928年归国，相继任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南京大学油画教授，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1935年，潘玉良要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办个人画展，开展日正好在徐悲鸿出差去外地的前夕，徐悲鸿不甘心错过，就在开幕前一天夜闯招待所，没人开门，他就从侧门的书架下面，钻了进去。看过展览后，徐悲鸿在当时的官媒《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士大夫无得，而得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同一场展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抓了，他想的不是怎么出狱继续闹革命，而是先在狱里给潘玉良的展览题了词，夸她的白描作品，有“西方油画雕塑的神味”。

1937年，潘玉良再次赴欧，之后便旅居海外40多年，多次尝试回国，未果。曾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也是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

如今，安徽博物院里珍藏着4000多件潘玉良的遗物和作品，她在艺术作品拍卖市场成交金额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

她的女性画像，被评论为：“既有中国画的笔触，又受到西方艺术流派的滋养，将人体的柔美与坚实、力量与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独特的美感和生命力。”

情 缘

潘赞化和潘玉良的证婚人是陈独秀。婚后，潘玉良还建议将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从老家接来上海，共同生活。

潘玉良学画、赴国外学习、举办画展，她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丈夫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脉上，潘赞化都不遗余力地为潘玉良斡旋。

1937年，潘玉良出国之后，夫妻二人终生未曾再见，但通信不断，潘赞化曾为潘玉良写情书，“六二老妪如少女，摩挲怪兽古雕镌。温柔敦厚仍如昨，文采风流未减前。”妻子62岁了，在他心里，宛若少女。

1959年夏天，潘玉良在自己的照片背面题字：“赞兄！你的意中人的心时刻在你身边！”

责 任

潘玉良与潘赞化一生无亲生子嗣，但她对潘赞化子女都视同己出。对于潘氏家族，潘玉良尽其一生予以回报。

潘赞化1956年7月24日给潘玉良的信中写道：“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从牟出世起，老方（潘牟生母）是你未经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来，你还记得吧？你到亭子间去住，逼我与她同居，我本来决意不肯，因你的诚意感动，再三苦劝我，不要因你使我断后，否则，不从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以后牟的教养至中学，都是你一手包办，病中调养不用说了……”

1928年潘玉良学成归国，潘牟年方八岁时，即离开家乡安徽桐城，和潘赞化、潘玉良共同生活在南京。直到1937年潘玉良第二次赴法，时间长达九年。

潘牟12岁时曾经生过一次很厉害的伤寒病，严重时数日昏迷不醒，医生都称回天乏术，潘玉良衣不解带一周之久，延医熬药，精心护理，终于将潘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潘牟、潘玉良几十年的书信往来，都是以“亲爱的吾妈”“牟儿”互称。

1952年12月14日是潘牟的生日，他思念潘玉良心切，作诗一首：“育长秋苗特要肥，谁言寸草报春晖，千年寿上西王母，八骏何时速驾归。吾妈慈鉴”，望眼欲穿的他最终也没等到潘玉良归国。

潘忠丘回忆，“从我们会写字开始，开学、放寒暑假、春节都要写信给她。1955年小弟出生，祖父为了寄托对潘玉良的怀念，给小弟取名‘忠玉’。”

“我们姐弟四人读书时每年的成绩都要向她汇报，有什么想法都要向她倾诉。她对我们的学习、生活都非常关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比较窘迫。她在祖父的信中得知几个孙儿连肉都吃不上，伤心地哭了。因为当时中法尚未建交，通邮都必须经过香港，通汇更是不可能。情急之下，她哭求香港的一位老朋友每月代她汇款给我们，她的那位老朋友被潘玉良浓浓亲情所感动，从此就帮她每月汇钱给我们，使得我们姐弟四人在以后的天灾、人祸面前，没有一个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1977年7月，潘玉良病逝巴黎，葬于巴黎市公墓，遵其遗愿，碑刻汉字“潘玉良艺术家之墓”。1984年，安徽省博物馆将潘玉良的遗作 4000余件自巴黎运回，其中部分作品曾在桐城县（今桐城市）博物馆展出。

回首过去，在那个艺术上未开化的年代，潘赞化一直站在潘玉良的背后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而潘玉良身在异乡却时刻牵挂着家中的一草一木，他们的情谊，跨越山海，如春风细雨，即便在最困难的年代，也足以支撑这个家族走过至暗时刻。（部分资料查证《“潘玉良遗物遗作返还案”始末》《我的祖父潘赞化》）    ■ 据《安徽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