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琴襄先生，安徽合肥人，生于1869年，名敬文，字琴襄，著名社会活动家，书法家。

关于张琴襄先生生平事迹的资料很少，刘炳卿的《合肥沈用熙书法源流》里有关于他的430字的介绍，不少涉及他的文字介绍，大致都源于此，我这篇文字也是如此。另外网上有一篇2千多字的介绍，因为有一些错误和可疑之处，不敢轻易引用。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合肥历代1000名人》中，有关张琴襄先生的介绍如下：

张敬文（1869~1938）字琴襄，合肥人。年轻时师从沈用熙，习包世臣、邓石如书法，工行草，精诗词。1914年任合肥省立二中校长，1915年应张广建之邀出任甘肃银号总办，1918年返皖，1922年主持筹办合肥女中，次年当选国会议员。曹锟贿选时愤而离职，于京、津、沪和石家庄、合肥等地卖字授徒为生。合肥沦陷后在三河自杀。

张琴襄先生很小的时候就跟随著名书法家沈石翁学习书法，进步很快，得到沈石翁的夸奖，沈石翁说：“张某不独正锋会写，并能用侧势，极为难得。”沈石翁的夸奖对于张琴襄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他愈发地用心尽力，把书法艺术当做他终身的追求和事业。

张琴襄整日沉醉于书法之中，即便是在旅途之中，也是如此。晚上入住旅店后，会立刻铺纸研墨，临帖练字。在对刘访渠、张子开等书法家的介绍里，也曾见过类似的文字，可见但凡有成就的书法家，天资之外，都是非常勤奋刻苦的，研读碑帖，临摹不辍，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于张琴襄的书法艺术，刘炳卿的评价是：“用笔沉刻绵密，而以排宕取势，草书尤为擅长，抽锋一线，杀字甚安，环转牵制，起伏顿挫，平静遒厚之中而多变化。”又说：“先生于书道，工力湛深，指劲、中实、势远、意险，是真能得安吴精微之所在。”

刘炳卿认为：“自包（世臣）、沈（石翁）之后，先生草书，可为巨擘。”由此可见，张琴襄的草书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因此，求书者甚多，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其书法作品“各种行书屏幅”和刘访渠一起获得1910年（清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超等奖。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

张琴襄“与同好者论书，于用笔取势诸法，口讲指画，绕室往来，言之愈久，精神愈振，若有言不能尽之意。”激动、亢奋，对于书法艺术已然达到痴迷的状态。同时他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弟子中不乏卓有成就者。

二

沈石翁有三个著名的弟子刘访渠、张子开和张琴襄，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极好，“为昆弟交”。据介绍：“琴襄先生少壮亦学书石翁，极见称赏；子开先生以金石鉴赏尤知名于海内。”两张先生平日关系不错，对于书法的见解却有所不同，各执己见。但是对于刘访渠的书法，两个人“皆推服备至”。张子开先生认为刘访渠的榜书（擘窠bò kē大字）是最好的，“前无古人”，张琴襄先生认为刘访渠的笔力超过当朝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无论并世”。

张子开先生在评论刘访渠、张琴襄的书法时说，“访渠每下笔即能将笔尖纳在中间，有跴著写，亦时用裹笔，但每跴时便提，故未之言。琴襄多‘睡着行’，故喜安吴裹笔之语，裹字前人未尝言，惟云笔要敛。”

张琴襄还是沈石翁三位大弟子中唯一一位从政的，做过国会众议院议员，1923年曹锟贿选，以万元（一说5千元）收买议员，张琴襄“弃票不投，拂袖南旋”。隐居上海，依靠卖字为生。

关于张琴襄的死，刘炳卿在《合肥沈用熙书法源流》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飞机频炸合肥城市，先生避居城西南乡徐家圩，五月间合肥城陷，遂愤慨饮药捐身，年七十。”

2021年3月，我写完这篇文章初稿之后十多天，得到几则1940年5月18日报纸的新闻，《中山日报》的标题是：《国府明令褒扬张敬文》，全文如下：

（中央社重庆十七日电）国民政府十七日令：行政院呈称，安徽合肥县张敬文，秉性刚毅，持躬廉谨，敌陷皖北，迫任伪职，乃勖勉诸子，杀贼报国，并自从容仰药，以死明志，请明令褒扬等语。查张敬文效忠取义，洵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给恤一千元，以彰英烈，而励来兹，此令。

另外还有一份报纸就此事采访了安徽有关人士，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张琴襄先生的生平事迹，称其“道德、学问为人景仰，其书法尤称绝一时”。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披露了一个细节：“临死并遗言家人，其死体安葬之时，务必将头向西（按日本在东方），以示至死抵抗日寇之意。”

三

梳理完张琴襄先生大致的生平，尤其是读了当年的媒体报道之后，我的心很不平静，我在想，张琴襄先生是一位怎样的人？

他应该是一位极富热情的性情中人，和同道之人谈起自己钟爱的书法艺术，他会手舞足蹈，不停地走来走去，越说越来劲，滔滔不绝（口讲指画，绕室往来，言之愈久，精神愈振，若有言不能尽之意。）很可爱，也很让人敬佩。他应该是一位非常正直高洁的人，暴力和金钱，没有让他妥协和臣服，他宁愿弃官不做，清贫度日，也不昧着良心为虎作伥，非常了不起，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尊重和学习。

他应该是一位耿直刚烈、忧国忧民的人，面对外敌入侵，他愤慨不已，心急如焚，“敌伪曾一再威胁利诱，劝其出任伪职，均被其严词峻拒，因其自顾年迈，无力与敌周旋，乃勖勉其子务须杀敌以报国，己则仰药自尽以明志。”他最后的选择，一如他的人生的多次选择，毅然决然。

他是一位君子、烈士，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