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朋友馈赠一套由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樊祖荫教授担任总编撰、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万分欣喜。

展卷捧读，深深为该书严密的体例架构和详实的资料所折服。该书将中国传统音乐分为民歌、器乐与歌舞、说唱和戏曲四个部分，与此相应，全书分为总论、民歌、器乐与歌舞、说唱和戏曲五编。《总论》部分，樊祖荫教授阐述了多声部音乐的定义和种类，梳理了其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多声形态特征，并分析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与中西多声结构差异的缘由，由此高屋建瓴地明确了本书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多声部民歌》在论述多声部民歌的发现与分布、题材内容、基本形式及与其他民间音乐的联系后，着重对中国各民族各种形式的民歌中的多声部音乐进行探讨，对各民族的概况、风土人情也有生动的介绍；《器乐与歌舞中的多声部音乐》主要研究多声乐器与独奏、器乐双奏、丝竹乐、鼓吹乐和锣鼓乐、少数民族歌舞乐中的多声形态；《戏曲中的多声部音乐》主要从戏曲唱腔之间、唱腔与伴奏、戏曲器乐中的重奏与合奏等方面进行探究；《说唱中的多声部音乐》的研究涵盖京韵大鼓、苏州评弹、侗族传统说唱“君”中的多声部音乐。该书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部构成方式和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梳理、归纳，内容浩博，分类谨严，论述全面，研究内容和方法在国内均具有开创意义。

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书中海量的、各种类型的传统音乐曲谱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樊祖荫教授长期采风积累所得，《多声部民歌》中，许多曲谱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民歌演唱者、演唱地点，“云南泸水县六库镇”“花付才、夏码付等 演唱”（P137）等信息，“巍巍岜音山，谁将你打扮？渠水盘山绕，禾苗披绿毡”（P117）……仿佛一股清新的风，吹来浓浓的山野气息，让人陶醉的同时，也让人对樊祖荫先生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樊教授在《总前言》中说：“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黎英海先生的影响下开始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为此，曾到过全国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虽只是极平淡的一句话，但时间倒推五十年，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极不发达，通讯、记录手段都比较落后，再加上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差异，半个世纪的坚持，可想而知这是一场多么艰巨而漫长的跋涉，需要付出多少心血！而樊祖荫五十年如一日，躬耕田野，俯首大地，终于在传统的土壤中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人们以往的认知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是线性思维，没有（或少有）多声性及和声性的音乐表达。樊祖荫和他的团队通过不懈的努力，以这部理论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间性与主体性相互统一的，内容广博、资料详实、见解独特的《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大门，正如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刘康华所说，它不仅对构建中国多声部音乐学科起到奠基作用，有力推动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而且对作曲技术理论中和声学科的理论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1）为完善我国和声教学体系中的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基础性理论依据；（2）为总结百年来中西和声思维的碰撞与融汇，提供了基础性理论参考；（3）为我国作曲家汲取民间养料，处理好创作中和声运用的民族风格问题，提供了实用性指导意见。

季羡林曾说：“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习近平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樊祖荫和他的团队，扎根传统，为中国传统和民族音乐的发展，为其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他们的学术追求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正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注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