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穿插》是讲英雄淬炼过程的、《伏击》是讲“伪英雄”如何蝶变为真英雄的概括恰当的话，那么，《英雄山》整体叙事的精神指向就更加明显了。

这不同于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的战争故事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旅行，他的《英雄山》的两部作品显然已经跨越了故事层面的叙事阶段，走向了灵魂与内心。由外在的讲故事向内心的沉静转变，恰恰是今天徐贵祥的小说创作的提升与进步。从“说事”的表层故事，发展到了“走心”的内转与回归。徐贵祥小说创作上的成熟与内转，也预示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升级的开启与阅读换代。

《穿插》的讲故事者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的亡灵，《伏击》的叙事者是国民党敢死队队长楚大楚的亡灵。英雄业绩干出来了，而英雄却战死了，他们的故事就由他们的灵魂讲述出来，这在传统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这种由外向内的探险是一次重要的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亡灵叙事不少见，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奥地利作家艾兴格尔的《镜子的故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虹》等都是亡灵在叙事，我们还能列举一些。在中国作家的书写技术里，亡灵叙事并不具有普遍性，莫言的《生死疲劳》是用西门闹亡灵的各种形式折腾读者，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采取亡灵的叙事视角追述一个军校学生死亡事件的，而徐贵祥的《英雄山》丰富完善了亡灵叙事的技术方法。

好小说不是故事层面的，一定是形而上意义的。从追求“好故事”到追求“好思想”，从叙事的外部事件，走进人物的内心和灵魂世界，这是“好”的标准。从根本上来说，故事是有限的，故事的领域并不具有广阔天地。徐贵祥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叙事手法上给文坛带来了令人惊喜的示范：他用亡灵讲述了《英雄山》的故事，这个书写观念与手法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叙事的某种可能。亡灵叙事让故事归于灵魂，走向内心。亡灵与肉体对话：灵魂何以为家？亡灵与历史对话：真相在哪里？亡灵与现实对话：死亡的价值何在？

叙事走向“内心”，把表层的事件引入到灵魂的战场，在情与意之间，在爱与恨之间，在对抗与和谐之间，徐贵祥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将历史坚硬的表壳与现实柔软的内心沟通融化，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丛林与溪流之间，使小说变得既轰轰烈烈又缠绵悱恻。

《英雄山》的价值信仰是坚定的，没有人能够把凌云峰和凌云峰的战友们从无形的价值执念与固守中拉扯出来，也没有人能够把易水寒、楚大楚，甚至是陈达、蔺紫雨、蓝旗、楚兰等人从无怨无悔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对抗中软化。特别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凌云峰的搭档何子非，以及国民党特工易水寒等人物，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仅有信仰，甚至是有宗教的。但他们为完成一次精神洗礼与朝拜过程，几乎都经历了一次逃离与回归。八路军团长凌云峰重伤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以楚大楚的名义生存并屡立战功，而易水寒本是被派往八路军队伍冒充凌云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却时时忘记自己身份，沉浸于角色，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凌云峰，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打了许多大仗。

角色的互换，和身份的逃离，这恰是徐贵祥作品的一个精心安排与巧妙“穿插”。让信仰的意义更为广阔与超绝，把狭隘的政党之分，变成了民族大义，身份差别变成了正邪较量。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其信仰的不可冒犯性使人肃然与感动。《英雄山》的叙事突出表现的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扣问与反观。这是一次特殊的“心”与“物”的化境过程。对话不仅指向外部，还指向内心，是内心与内心的坐忘。《穿插》中的凌云峰，《伏击》中的易水寒，他们在行动中不断地纠缠着一个无解的命题：我是谁？身份的混淆、命运的偶遇、死亡的忽降，不仅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语问题，更是灵魂自我追问的谜题。

《英雄山》的叙事从一次自我灵魂的问答走向了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现场，更是走向了自我与他者的和鸣。两部长篇小说在叙事意义上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对话与复调，是交响的、共鸣的，几乎是一问一答的对歌。这样的对话与反诘有如飘浮于世间的两个巨人的庸常闲语。让人震动的是，这样看似随意信手拈来的复调叙事其实暗含着丰富多义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品味出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