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出生在文学荒凉的年代，但却自幼就爱上文学。读高中的时候，就很认真习作，写了不少诗歌，那时候的诗歌创作，主流是民歌体。我那时在枞阳县汤沟中学就读，高二的时候，我和爱好文学的刘福久等同学，从汤沟文化站获悉，县文化局要创办一份杂志，名称“战地黄花”。 文化站开始征集本地作者的稿子，我和刘福久“初生牛犊不怕虎”，都向文化站的澄清老师，送去了一叠民歌。

不久，《战地黄花》第一期就出炉了，发表了我的几首民歌。这算是我的处女作吧，当时我18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当时的报刊杂志很少，枞阳县是古老的文化之乡，历来有重文的传统，当时能读书识字的人，都在传读《战地黄花》，当地有些人，看到我发表了东西，甚至登门祝贺，父母觉得很有面子，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我的文学之路，就这样打开了。

在我成为“回乡知青”后，我几乎天天晚上读书，能读到的书差不多都读了，另外就是写作。自由诗、民歌，小剧本等，并勤奋投稿。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邮资总付”，当然发表了也没有稿费，我向《战地黄花》《安庆报》《安徽文学》《江淮文艺》等报刊，连续地邮寄“拙作”，请“编辑老师指正”。1976年《诗刊》，记得是第六期，发表了我一首民歌，在我们当地引起不小关注。

不久，我就接到一份“红头文件”，县文化局要召开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通知我“届时出席”。接到通知后，父母十分高兴，以为我有“出息”了，而我，似乎也看到人生的另一番远景，免不了内心的激动。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拿出一瓶酒，要我与他对喝，他喝大了，不停地傻笑,重复地说一句话：“不要骄傲。”会议在一个叫杨市小学的地方召开，正是暑假，老师们放假回家，将住处都腾给了我们。来参会的主要是全县的业余作者，大约十多人，每人读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优点和不足，畅所欲言。就是这次会议，我第一次接触县文化局的几位老师：谢清泉、章晓中、章家礼、周若澜等。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名字。

直到现在，40多年后，每想起这几个名字，我仍然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记忆吧！

又过不久，省群艺馆要在合肥召开“民歌创作座谈会”，县文化局的这几位老师，又推荐我作为全县唯一的业余作者代表，与谢清泉老师一起参会。这既是学习的机会，也差不多是一种荣誉。我提前几天（好像三天）就到了县城，文化局安排我住在章晓中老师的家里。那时晓中老师是一个人在县城，有一间单身宿舍而已，晚上我就和晓中老师“捣腿”，现在想起来真的难得。更使我感动的是，一日三餐，晓中老师在文化局食堂买饭，送回宿舍，那几天我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一个农村的孩子，吃那样的伙食还是大快朵颐的。这件事，让我一直心存感激。

到合肥开会，我见到了民歌手殷光兰、姜秀珍等，在会上她俩都介绍了自己创作民歌的经历和体会，特别是她们因为民歌，到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使与会人员振奋不已。的确，她们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谢老师在那次会议上竭力推荐我，还专门带我拜访省群艺馆的几位老师，我虽然诚惶诚恐，但内心里十分温暖，也增加了不少的自信。记得会议结束，我送别姜秀珍老师的时候，她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将来前程远大！

我现在已不年轻，也没有获得“远大前程”，但姜秀珍老师的这句话，我始终记着，几次到贵池，都想看看她，但总是未能如愿。姜秀珍老师，你还好吗？还有很多感人的记忆。回忆与枞阳县文化局几位老师的往事，也或者是我自己对一个时代的追忆。他们对一个乡村的孩子，谦和、真诚，纯洁如水，没有一丝一毫的俗念。上大学以后，跟他们就没有联系了，如章晓中、周若澜，几十年都没有见过一面。但我常常会想起他们，想见面表达一下迟到的谢意，哪怕说一声“谢谢”也好。

最近听说他们都已进入老境，既然当初是那么纯净，现在恐怕我也没必要用世俗的方式，玷污人生中如此圣洁的记忆了。

所以，写下这篇短文，聊表感恩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