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史良诞辰120周年。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史良与宋庆龄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情真意切，历久弥坚，既饱含了两位杰出女性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也体现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姐妹深情，令人回味无穷。

史良结识宋庆龄，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 □ 刘友梅 据《人民政协报》

营救邓中夏

中国互济会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发起人有杨杏佛、恽代英、杨贤江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1933年5月邓中夏（化名施义）被捕后，互济总会也立即展开多方面的营救活动，除派人请唐豪等律师为邓中夏辩护外，还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请她设法营救。

史良曾回忆这次会见说:“孙夫人一见我就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着我，给我以信心和勇气。她讲话简短、明确，态度沉着、镇静，眼光坚定、柔和。”当天，她们为营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邓中夏商讨了法律援助办法。史良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年轻，于是请了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一起承办此案。经过史良等人的大力营救，法院判决邓中夏52天徒刑，同时可以交保释放。

史良认为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林素琴却很快叛变了，她交代了施义的真实姓名为邓中夏。国民党不惜花费10多万现大洋，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上上下下，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强令高三分院作出准许邓中夏“移提”的裁决，同时对作出“不准移提”的庭长记了一个大过。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是史良“第一次承办为革命者辩护的案件”。此后，宋庆龄经常介绍案件给她，一类是“营救”性质的政治案件，另一类是妇女案件。她们志同道合，共赴国难，营救革命党人于危难，救助妇女姐妹于水火，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真挚情谊。

营救“七君子”案件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章乃器、沈钧儒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在上海成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由于“救国会”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批评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反动政策，因此，“救国会”自成立伊始，便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不断迫害与镇压。1936年11月23日，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被当局非法抓捕，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

宋庆龄得知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后十分愤慨，立即带领“救国会”展开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先嘱孙科带上她的亲笔信星夜兼程，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处，请其敦促放人。12月16日，宋庆龄与马相伯、何香凝三人向全国同胞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几位被捕先生的自由。”《宣言》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各方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展开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压力。

为救“七君子”出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又发起“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7月5日，宋庆龄和胡愈之、彭文应、张定夫、潘大逵等知名人士一起，自带行李，从上海至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宋庆龄提出探望“七君子”，她首先来到史良被单独关押的房间。她对史良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胜利。”史良和宋庆龄热烈拥抱，泪水夺眶而出。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得以胜利解决。

共迎新中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电报辗转由香港送到宋庆龄手上时，她经过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先后给中共中央回了两个函件，表示歉意，称“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

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中共派出了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都匹配的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信南下上海。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5月28日），史良前往位于上海淮海西路的宋庆龄寓所。宋庆龄在新生的上海与史良重逢，心情十分喜悦，她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

6月25日，在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的廖梦醒陪同下，邓颖超拜见宋庆龄。但是，邓颖超也没能劝动宋庆龄。当时，宋庆龄正受荨麻疹折磨，这是宋家的家族遗传病，她每遇过度紧张或过度劳累，此病便会剧烈发作。而史良与宋庆龄关系亲近，能够知晓宋庆龄心中的顾虑。史良劝慰宋庆龄，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后来宋庆龄要史良“回沪后与之商决”。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

后来，她和邓颖超一起陪着宋庆龄北上。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史良等参加了开国大典。

一生的朋友

“文革”期间，正常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搞乱，宋庆龄和史良也都受到冲击，但是她们之间还是保持着真诚的互相关心和交往。

有一次，史良送给宋庆龄一罐亲手腌制的雪里蕻咸菜。宋庆龄吃完后觉得很好吃，她就亲自打电话给史良说：“这咸菜很好吃，能否再送些给我？（我）再派人来上门取经，了解腌制雪里蕻咸菜的做法好吗？”史良一口答应。过了几天，她就派保姆钟兴宝前往史良家里去讨教腌制咸菜的做法。之后她嘱咐厨师用雪里蕻咸菜烧黄鱼汤，做咸菜肉丝面和咸菜豆瓣汤，以饱口福。

“文革”结束后，史良和宋庆龄又一次欢聚。史良曾著文记载当时的情景说：“宋大姐异常兴奋……她的精神特别振奋，心情十分舒畅，和全国人民一样，她为祖国前途一片光明而欢欣鼓舞。”

1980年圣诞节，宋庆龄邀请史良参加她的家庭晚宴。史良记得，“那天她高兴极了，由于兴奋，显得非常年轻。”第二天，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她托秘书代笔写信给史良，说自己“连楼也不能下，唯有在卧室呆着”。并亲笔签署姓名，又写了“送鸡汁一瓶，请尝尝！”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逝世。两天后，史良在《文汇报》发表悼念文章，称宋庆龄为“伟大的爱国领袖，坚强的人民战士”。

1982年5月，史良撰写题为《深切怀念宋大姐》的长文，回忆两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表示对宋庆龄“永远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