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有的直接参加到战斗中，有的亲临战场救治伤病员，有的深入前线忠实报道抗战实情……他们的奉献牺牲铭记在抗日斗争的史册里，镌刻在反法西斯胜利的丰碑上，谱写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

1937年8月到1941年6月，苏联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2000余人的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有约200人在中国战场牺牲，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1939年8月14日，库里申科率领重型轰炸机大队空袭已被日本占领的武汉，将日军机场化为一片火海。准备返回时遭遇日本机群，库里申科的飞机被击中发动机，迫降在长江江面，库里申科脱离飞机时被江流卷走，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1958年，我国在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专门兴建了库里申科烈士墓园。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盛赞了库里申科，指出“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组织朝鲜爱国者，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成立“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积极参加中国抗战。在延安等地的朝鲜志士也组织了“朝鲜义勇军”，在华北地区同当地军民携手抵抗日寇疯狂而又残酷的“铁壁合围”。1938年至1944年，共有30余名义勇军将士血洒疆场、英勇献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悼文中指出：“他们的战斗精神，将永远活在争自由的中韩人民心中。”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毛泽东所称赞的这名外国人，就是白求恩。1938年，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三人来到中国。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山的后方医院，白求恩昼夜工作，一个月内检查了521位伤病员，四周连续做了147台手术。1939年4月齐会战斗时，他和他的医疗小队在距前线仅7里的一个小庙里，69小时内为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抢救伤员的同时，白求恩大夫还根据实践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对八路军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巨大帮助。

像白求恩一样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还有很多，如印度的柯棣华、德国的贝尔、波兰的傅拉都、奥地利的傅莱、罗马尼亚的扬固、捷克的柯理格等。

抗日战场十分凶险，但有不少外国新闻记者不畏艰辛深入前线，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实情，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介绍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1938年，德国共产党人、著名记者汉斯·希伯辗转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叶挺、刘少奇、陈毅等。1941年9月，希伯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115师师部驻地，白天采访，晚上写作，短短一个多月就写出了《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等通讯报道。同年11月底，希伯随部队在大青山和日军遭遇，他坚持与八路军战士一起投入战斗，不幸中弹，捐躯沙场。1942年，为纪念希伯烈士，山东军民在临沂专门为希伯建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1931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目睹中国国土横遭日本铁蹄践踏，成千上万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在《远东前线》一书中以无限悲愤的心情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西行漫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1937年10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史沫特莱来到山西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她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著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此外，在战火弥漫的抗战岁月，还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参加各项建设，在沦陷区创立难民区等。如新西兰的路易·艾黎、英国的乔治·何克等，参加了“工业合作社”的经济救亡运动；法国教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的战时平民救援的难民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生于德国的约翰·拉贝，为南京的中国难民寻求国际援助，拯救了25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拉贝日记》。

□ 黄学爵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