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不断深入，外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凸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语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自学或者师徒传承来完成，官方并无专门的机构进行教习。直到明代开设“四夷馆”，中国古代官方的外语与翻译教学才开始走向制度化。

明朝建立之初，明廷与蒙古贵族的接触非常频繁。这时，精通蒙汉双语的翻译官就成为稀缺人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蒙古人）和编修马沙亦黑（色目人）编纂首部蒙汉词典——《华夷译语》，供翻译人员学习使用，以使“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明太祖实录》）。

永乐年间，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外交往活跃，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增多。为应对外事需求，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 “设四夷馆，译其文字”（《皇舆考》）。从此，直至清末设立京师同文馆之前，四夷馆一直是中央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主要阵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夷馆俨然是一座高等外语院校。馆内开设多个语种专业，主要承担语言教习和文书翻译工作。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可见早期的四夷馆就开设了八个语言专业，其中鞑靼馆教习蒙古文，女直馆教习女真文（即金朝时期创立的女真文字），西番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葛兰文（即孟加拉文），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百夷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一种用回鹘字母书写的文字），缅甸馆教习缅文。到了正德八年（1513年），因泰缅一带局势紧张，又增设八百馆，用以教习兰纳文（即用于书写北部泰语的文字）。万历七年（1579年），因暹罗贡使数度坚持用泰文提交国书（以往暹罗的国书皆用波斯文书写），明神宗又专门设立暹罗馆。至此，形成了明代四夷馆十大语言专业。

与今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类似，四夷馆也接受国家行政机构的管辖。“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制》）。起初，四夷馆仅作为翰林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而存在。到了弘治七年（1494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遂改隶太常寺”（《明史·职官制》），中央委派太常寺卿和少卿两名官员来“提督四夷馆”，而四夷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也换成了太常寺。

四夷馆的教师队伍来源比较复杂。明初，前元时代的异族官员大量出仕明朝，其中不少凭借其多语种背景担任通事（即翻译）。到四夷馆设立时，不少通事直接入四夷馆任教，如《明成祖实录》就记载：“（徐）晟，鞑靼人……哈的，回回人。二人自永乐初以翻译外夷文字召用……”随着郑和七下西洋，大量外国使节赴京朝贡，明廷甚至直接将这些使节召入四夷馆充作外籍教员。比如《四夷馆考》曾载：“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名以进贡至京，俱留本馆教授”。这些缅甸使节一直被留到天顺年间，缅甸派使团来要，却遭明廷拒绝，最后竟全部客死北京。此外，还有不少本馆的优秀学生学成后直接留馆任教。

四夷馆的招生方式也颇为特别。永乐年间，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地的监生，不过这时的招生工作居然是强制性的，也并无定则。如“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胡敬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南雍志》），以命令的形式强制送去学习翻译。对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监生而言，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日后金榜题名，但进入四夷馆，势必无法集中精力备考。就算从四夷馆毕业，也至多得到个通事一类的从九品“芝麻官”，对于有志于科场的莘莘学子而言，实在得不偿失。尽管朝廷在物质上对四夷馆学生多有优待，却还是“诸生多不悦，辄生谤议”（《国朝典汇》）。

有鉴于此，宣德以后，四夷馆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到官民子弟，后又包括军民与匠吏子弟。这些无功名在身的“待业”青年更看重四夷馆的优厚待遇及毕业后授官的诱惑，一时间趋之若鹜。“近年官员、军民、匠吏之家子弟，往往私自投师习学番字，希入翰林院译馆。”（《明英宗实录》）可见报考有多火爆！因报考人数过多，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将录取标准全面收紧，提高了各语种考试难度，还将录取年龄限定在25岁以下，从而提高了录取质量。

四夷馆为明朝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的翻译人才。到了清代，除女真、鞑靼二馆被撤，四夷馆其余八馆均留用。因满清统治者对“夷”字多有忌讳，而将其更名为“四译馆”。不过，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清朝疆域不断扩大，旧有的四译馆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将负责接待朝贡使节的“会同馆”与原“四译馆”合并，改称“会同四译馆”，归礼部所管。表面上将两机构合并于一处，实际上则是四译馆被会同馆整体吞并。随着教师与生源的流失，四夷馆已名存实亡，直到咸丰年间被京师同文馆取代，并在光绪年间与会同馆一道被裁撤。

□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