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0月22日起举办“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这是国博首次向公众大规模展示馆藏甲骨。

站在这穿越四千多年的文物面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发现、介绍、研究甲骨文的前辈学者，正是他们薪火相传的努力，才向世界讲述了这种古老文字的故事……             □ 据《北京晚报》

发现从锡拉胡同到《铁云藏龟》

谈及甲骨文，大部分人会想到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确实，这是“甲骨”曾沉睡数千年的地方，但说到“甲骨文”的发现，那就要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锡拉胡同说起了。

光绪年间，锡拉胡同里住着一位颇有威望的文官王懿荣。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勤勉好学，36岁考取进士顺利入翰林院，数年后担任国子监祭酒。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因归乡带领乡民操练、母丧守制而两次去职，但京师诸生始终对其敬重有加，足见其学识人品颇能服众。事实上，王懿荣不仅精研经学，更酷爱金石、热衷收藏、兼通中医，就连翁同龢、潘祖荫都曾称赞他博学。正是这样广博的知识背景，让王懿荣在某天突然发现，买回家的药材“龙骨”上有一些不寻常的划痕。他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文字。这个猜想激发了王懿荣的热情，他立刻着手通过多种方式搜集这种有特殊符号的“龙骨”，短短时间内竟然积攒了1500多片。然而，纷飞的战火没有给他留下思考的时间，1900年，八国联军逼近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以京师顺天团练大臣身份率领民众训练守御。同年七月（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京，抵抗失败的王懿荣慨然自尽殉国。（《清史稿·卷四百六十八》）

刘鹗同样出身官宦世家，同样博学广闻，更是嗜古成痴之人，所藏古董虽有残缺，仍十分珍爱，遂命名书斋为“抱残守缺斋”。购得王懿荣旧藏后，刘鹗更花了大力气收藏甲骨，委托古董商乃至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各地购买，数年之间已收集了5000多片。这些甲骨质地不一，有的比较脆弱、难以保存，刘鹗便决定将这些文字拓下来，不仅能够保存资料，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好友罗振玉在看到这些拓片后大为惊叹，提出希望将拓片编印成书，刘鹗欣然同意。1903年，刘鹗从自己的甲骨收藏中精选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本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共6册），罗振玉、吴昌绶均为该书撰写了序文。如果说王懿荣是甲骨文的发现者，那么，编纂出《铁云藏龟》的刘鹗则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真正让甲骨从单纯的文物收藏，变成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刚发现甲骨文时，大部分人更注重甲骨的古董价值，也就是对其时代和产地更感兴趣。零散的甲骨藏品，也难以让人琢磨出这种古老文字的读法规则。《铁云藏龟》的出版，让许多精研文字语言的学者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就包括晚清朴学大家、“清末三先生”之一的孙诒让。1904年，孙诒让撰写了第一部甲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将甲骨文分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篇，成为系统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释读读懂甲骨文 各家有绝招

在《铁云藏龟》的自序里，刘鹗写出了他认出的40多个字，这也是首批被释读的甲骨文字。但是，刘鹗只是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没有介绍释读的具体方法。

孙诒让则读出了185字。1905年，他在《名原》中，提到自己在《契文举例》中所用的方法是“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揭其歧异，以箸渻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简单来说，就是古文字字形比较与偏旁分析，这是很经典的文字学方法。

促使《铁云藏龟》面世的罗振玉，凭借其扎实的朴学考据基础与古碑研究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甲骨文研究者，后人所言“甲骨四堂”的头一位。所谓“甲骨四堂”，分别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学者陈子展因四人字号中均有“堂”字而以“四堂”并称。

1914年，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考释》，标志着甲骨文进入了考释时期。他“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前后共释读出了571字，占今天所释读全部甲骨文的四分之一还多。相较于孙诒让的相互比较，罗振玉用了更为简捷的逆推法，从《说文解字》的字形倒推到金文以至甲骨文——《说文解字》以秦小篆为主，字形基本来自战国大篆，而战国大篆又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因此可以通过《说文解字》来逆推甲骨文字的含义。

运用逆推法，罗振玉最早释读了一些殷商先王先妣的名号，并反过来用甲骨卜辞证明《说文解字》存在讹误。不过，章太炎并不同意罗振玉的说法，其主要原因便是《说文解字》与甲骨文的冲突。

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甲骨文进入新的史料时期。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提到：“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王国维的方法已不是单纯的文字考证，而是将文字放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里，结合所有辞例释读甲骨文字。

举例而言，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有一个经常被祭祀的“高祖”。这个“高祖”的名号像人首手足之形。王国维联想到《说文解字》戈部一个“夒”（náo）字，此字“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戈其手足”；并联系到西周金文毛公鼎中的“羞”字与克鼎的“柔”字，此两字与“夒”也字形相似，因古音同部而互相假借。如此，王国维认为“夒”与这个“高祖”的名号，从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再到秦代小篆均一脉相承，故将其释为“高祖夒”。

那么，“高祖夒”能对应哪位商王呢？王国维先生认为“夒”被称“高祖”，与被称为“高祖乙”的商汤齐名，所以应该也是最显赫的先祖，从音来推测，大概就是《史记·殷本纪》的殷商先王帝喾（kù）；那么《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正是“夒”之讹误；故《山海经》的帝俊，也应当就是帝喾。郭璞注《大荒西经》曰：“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而《祭法》“殷人禘喾”在《鲁语》作“殷人禘舜”，所以帝舜也是帝喾。

从数量上看，王国维释读出的文字仅有十来个，远不如孙诒让、罗振玉，但其释读成果却具有非凡的史学价值，大大地推动了商代史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一说，即有名的“二重证据法”。

创新考古、历史与文字学

1928年，董作宾开始主持小屯殷墟考古，并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新文字释读，而是将已释读文字甲骨分期断代。

1930年至1931年，郭沫若相继发表《卜辞中之社会》与《甲骨文字研究》，标志甲骨文研究进入综合论史时代。郭沫若“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成为第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如在《释祖妣》中，郭沫若联系到早期婚姻，认为“祖妣”为“牡牝”的初字，来源于生殖神的崇拜；如在《释臣宰》中，郭氏又联系到奴隶社会，认为“臣”是首俯目竖的奴隶，“宰”是屋下执事的罪人，等等。

唐兰所说“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正是对民国时期四位甲骨文研究大家学术成就的概括，但真正将考释甲骨文字的理论系统化的学者，还是后继的唐兰与于省吾。

唐兰是首位把甲骨文字纳入到古文字学领域的学者，他在《甲骨文字释读》中总结出辨明古文字形体的四种方法，即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1935年，唐兰写作《古文字学导论》，建立了与传统“六书说”不同的“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1949年，唐兰根据其古文字研究成果出版《中国文字学》。

除了唐兰之外，于省吾对甲骨文字理论方法也有较大贡献，在1979年的《甲骨文字释林》中，提出不少文字形旁互用乃至语法现象的归纳，并揭示出了“独体象形字”“原始指事字”，相较唐兰的“三书说”又更进了一大步。他们各自都释读了数十个字。在他们之后，张政烺、裘锡圭也各自释读了数十个字。

时至今日，甲骨上的3500个文字，也只有过半数被考释出来，而不少地名、人名、族名之类的专名，则难以释读。另外，对于已考释出来的文字，含义理解也存在一定争议。这表明甲骨文研究工作仍然方兴未艾，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接续前人事业,挖掘甲骨文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