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母的不易，不仅仅在于生，更重要的是在于养。如何养？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如何让孩子和学校乃至老师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家长关心的问题。

近日，影片《少年的你》热映，把校园霸凌这个话题再次推向公众面前。在影片中，女主陈念的好友胡小蝶因为被霸凌而自杀，陈念则被侮辱殴打，压抑而沉重的气氛，让人全程揪心。

学生犯错后，教师可不可以惩戒？如何惩戒？惩戒的边界在哪里？近日，两个地方法规的出台引起热议。没有思考，则很难成长，这话同样适用于家长。校园霸凌和教师的惩戒权，看似不相干的两则消息，事实上都关乎孩子，毕竟，所有的家长应该都希望对孩子说一句话：你只管好好成长，呵护你的健康是我们的事。

“大恶”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

《少年的你》里类似情节不仅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现实生活中校园霸凌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影片的描述。今年7月，江苏宜兴一女生在公园里被一群女生疯狂扇耳光，且被逼下跪，挨个喊“×爸爸，我错了”。其中一名施暴者还肆无忌惮地叫嚣：报警也没有用，警察找不到我。今年4月，甘肃陇西一初中生被5名学生强行殴打致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校园暴力案件中，高达11.59%的案件导致受害人死亡。怎样才能遏制这些校园恶行？

这几年，民间和学界都有很高的呼声，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从重从严打击校园暴力。这固然是一个思路。但是，作为一名家长，笔者更关注的则是，在严重的暴力伤害事故发生之前，那些轻微的疑似霸凌行为有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是企业管理领域著名的海恩法则。在校园霸凌问题上恐怕也同样如此。“大恶”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毫无先兆的，而是由无数的“小恶”累积、发展而来。假如学生之间轻微的越轨行为就能及时得到批评、矫正的话，更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也就根本无需诉诸法律了。而假如学生之间的每一次恶言相向、私下勒索都被忽视，都受不到应有的告诫和惩罚，受害者会愈加无助，施暴者会更加嚣张，校园霸凌就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

在甘肃陇西的初中生被打身亡事件中，被害者母亲曾说：“当时学生不敢向老师报告，事后无人报警，孩子强忍着伤痛走到办公室向老师报告。”为什么学生对同学被打视而不见？为什么对暴力行为无动于衷？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板子打在旁观学生身上。对于校园安全，学校管理者和老师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态度决定着校园风气。

在这方面，有关部门也在不断调查研究，探索着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几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这次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首次提出学校要建立欺凌防控制度，全流程把控风险。修订草案还规定了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等。这些都是直面问题、“接地气”的治理措施。

大量案件表明，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大多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不能总是等到流血了、出人命了，才想到严惩，事实上那已经为时过晚。在出现暴力倾向的时候，就要对这些“微霸凌”行为及时干预，对这部分学生进行重点帮教和惩戒，才能真正控制校园霸凌的发展。这是对受害者的负责，也是对施暴者的负责。

编者提醒：与其在新闻里扼腕叹息，家长和老师们不如从现在起，就重视起那些被忽视的“同学之间的小摩擦”，不再给校园霸凌这个恶魔壮大的机会。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

9月末，《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出台，专章探讨学生教育惩戒。其中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慢跑”，并明确与体罚或变相体罚作出区分。10月上中旬，河北省出台《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其中规定，学校对不遵守校规校纪、有欺凌和暴力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规定的出台，很多人表示欢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很有必要。“广东省出台的条例很有创造性，长期以来，针对一些顽皮无度的学生，或有一些失范行为的学生，老师缺乏有效惩戒手段，有时一旦教导还会引发家校矛盾，如果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给予老师一定的惩戒权，对于更好地确立教师威信、形成健康的教育生态，都有积极意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于“教师拥有惩戒权”也持肯定态度，他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惩戒权是教师这个职业所应该赋予的权力。就像是工厂里生产一台汽车，给汽车装上发动机，还要给汽车装上方向盘和刹车。如果没有方向盘和刹车，这一台车就不能合格出厂。”

教师的惩戒就如同汽车的方向盘和刹车，也许“良药苦口”，但却是必要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一旦成为教师，就应该同时拥有引导的权力和惩戒的权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严寅贤对惩戒权的出台同样支持。“我向来赞成赋予中小学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并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早日出台相关法规。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着手进行并付诸实施。”严寅贤说。

但是，不少一线教师对拥有惩戒权不乐观，有的老师表示，“不会对现实的师生关系有明显改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学教师表示，惩戒权是深层次教育问题，“提到这个话题，学校、老师、学生全是一肚子苦水。”

严寅贤这样解释，赋予教师必要的惩戒权，可以让学生产生对教师合理的威严感与敬畏感。但因为教师惩戒权的缺失，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现实是：教师不敢惩戒学生，甚至“老师怕学生”。

《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体罚学生”；《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也明文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董圣足表示，这些法律规范了惩戒权实施的底线，但如果片面理解这些法律规定，导致教师只用“引导权”、不用惩戒权，“对于教育来说，这是失衡的。”

然而，为何一线老师却对拥有惩戒权态度谨慎呢？天津市河东区中心东道小学班主任刘海燕一语道破玄机，“惩戒之后怎么办？”

“这反映的是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的问题，惩戒之后，如果师生之间存在不理解，可能一点小事就扩大化了。这样一来，即使是相关法规出台，老师也不愿意触碰红线。而在师生相处的过程中，如果家庭学校之间有充分的信任，那么，即使老师有一些惩戒行为，双方也都会理解。”刘海燕说。

“家长要相信老师，无论做什么都有尺度的把握，比如有的学生上课犯困，老师给予提醒，让他站5分钟‘清醒一下’，有的学生上课说话、扰乱课堂纪律，老师让他把某个定义抄写三到五遍。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刘海燕认为，应该跳出惩戒本身来看，“要看到老师的目的是什么，老师想提醒学生注意听讲，提醒学生听话好学，不应该专注于惩戒本身。”教育，是春风化雨的过程，“惩戒是门艺术，既要想如何惩戒，还要想惩戒之后怎么办。”刘海燕总结。

编者提醒：孩子上课习惯的培养、学习心理的建设，家庭教育应该负担起自己的责任。还有，当我们的孩子进入学校后，家长首先要做的，是相信我们的老师。有了信任，才会让很多的沟通变得客观理性。这也是有利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

□ 据《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