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嘴是一片地畈之名，在我的老家，位于村庄的西南端，形状如嘴。一块一块的耕地由北向南渐次低落。大麦嘴的南端，也就是在“嘴”尖的前面，有一条河，河水夏涨秋退。水涨起来的时候，常常把地势低处的耕地淹没。十年九涝，对于大麦嘴最南端的几块耕地，乡亲们后来也就不耕种了，任其荒废。

在我印象中，大麦嘴好像没有种过大麦，也许在我出生以前种过，否则不会取上这名儿，但我没有向长辈们问起。我记得在那片土地上种过棉花、山芋、芝麻和小麦等农作物。三十年前，我常常跟在父母身后，去自家的地里拔草，收割庄稼。庄稼年年丰收，不仅是由于土地肥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会干旱，因为靠西边的“嘴”角处，有一个泵站，专门用于灌溉。水渠从西边的“嘴”角通到东边的“嘴”角，从河里抽上的水，能灌溉到大麦嘴的每一块耕地。站在水渠上向南而望，总觉得这片土地有一股母性，它不同于年年种出颗粒饱满稻子的汪家垄农田，也迥异于屋后我们儿时玩耍的黄土坡地，它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生命温度。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感觉，与我多年前冬夜入睡时，母亲悄然在我身上加盖了一件棉被相仿，是一种透彻的、直抵心灵的温暖。这个发现，是母亲失去劳动能力，不能再到大麦嘴种棉花后我才知道的。自那时起，我就再也得不到母亲用自己种的棉花，弹成棉皮给我定做棉被了。如今，每每冬天来临，我只能买一些不知什么棉心的被子，盖在身上御寒。

我对大麦嘴的好感，还缘于它南端的荒地，那是我们放牛的好去处。不上学的日子，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赶着牛直奔那里，然后散放着，我们便在草地上摔跤、做游戏，常常要到暮色四合，才肯牵上各家的牛，朝着灯火亮着的村庄走回。现在想来，大麦嘴收藏了我们太多的欢乐，但也收藏过我们一次最深的沉痛。那是一个丰水季的下午，冬水和几个伙伴把牛放好以后，便偷偷地到河里游泳，他们是旱鸭子，一个都不会水。在好奇、斗胜的心理下，他们一步步向水深处嬉戏，领头的冬水，一脚踏进了落差近两米高的下一块耕地，最终没能自己爬上来。当从远处跑来的人赶到时，冬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尽管如此，人们对他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比我们年长五岁的旭光，先是给他做人工呼吸，后是做胸外心脏按压，即便是这样，也没将冬水从死亡的境地拉回来。全村的人感到无比心痛，旭光的奶奶也不例外。她是一位全村德高望重的老人，从那时起，她就对自己的后事有所交代，要求死后，葬在大麦嘴，以自己的身躯，为全村人祈福、消灾。旭光的奶奶去世后，旭光的父亲尊重了她的遗愿。从此，整个村庄再也没有发生过溺水的事件。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大麦嘴躺在那里，年年春天等着村人播种，秋天等着村人收割。当年种地的那些主力军，现在都已年过六旬，有的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作为后辈的我们，有的念书考上中专或大学以后，就离开了村庄，定居在城里，像我和旭光；有的则弃下锄头，外出打工，过起了工厂生活。从此，大麦嘴的耕地就像一个母亲的乳房，在缺乏营养的岁月里，渐渐干瘪起来，成为贫脊之地。

我上次回去，站在曾经站立过的水渠上凝望大麦嘴，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听说泵站十多年没有启用过，水渠多处塌败，像今年前不久这样干旱的天气，泵站也没有向大麦嘴的耕地输送过一滴解渴的水滴。时值深秋，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也许是大麦嘴对我的惩罚吧。我闭上眼睛，不管现实中的大麦嘴是什么样子，我心中的大麦嘴都已经无法被改变，一如我对村庄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