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图书馆开办之初，事物较烦，应派专员经理其事。查有臣部奏，调丞参上行走、办理图书馆事宜、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堪以派充该馆监督……如蒙俞（通谕）允，臣部即行知该员等迅速到差……妥筹分任，赶紧办理，以期早日竣功。”

这是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二十五日，晚清学部奏章中的内容（《学部官报》第100期）。文中提及的缪荃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在史学、金石学、目录学、书法、方志学、教育学等方面均有突出成就。1909年，晚清学部创建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缪荃孙被视为馆长的当然之选。

今年是中国国家图书馆110年诞辰，又逢缪荃孙先生逝世百年纪念，钩沉故事，以追慕前辈风范。           □ 据《北京晚报》

受到张之洞重用

1844年，缪荃孙生于江苏省江阴市申港镇缪家村，字炎之，又字筱珊（亦写作小山、筱山），晚号艺风老人。

据缪荃孙自考，缪姓出自春秋初期的鲁缪公。鲁缪公礼贤下士，国家因而富强，死后谥为缪。缪通穆，意为恭敬。后代以谥为姓。宋代南渡时，缪家先世驻军常州，明中叶移民申港镇。

缪荃孙的祖父缪庭槐，官至甘肃平凉知府，父缪焕章是举人，长年未授实职，只好入名将张国梁幕，去了四川。1863年，因“贵阳教案”，在法国公使柏尔德的压力下，被革职、永不叙用。

缪荃孙少年聪明，祖父赞他：“口齿清，记性好，或能绍书香也。”

缪家多藏书，“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橱。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庚申（1860年）之难，只字不存”。此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缪荃孙和继母薛恭人避于淮安。

在淮安，缪荃孙就读于著名的丽正书院，以第二名成绩毕业。

21岁时，应父召，缪荃孙至四川，23岁时以客籍中乡试，先后入成都将军崇实等幕，1873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对缪荃孙极赞赏，收为弟子。见缪通目录学，让他撰写了《书目答问》，名震学界。

1875年，缪荃孙赴京科举，张之洞给重臣潘祖荫写信推荐，称：“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殆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

此次会试，缪荃孙中第31名（殿试二甲第125名），入翰林院任庶吉士。

晚清藏碑第一人

张之洞对缪荃孙多有照顾，总纂《顺天府志》时，任缪为撰修。不久，张出任山西巡抚，拔缪为总纂。

在京任官之余，缪荃孙沉溺于金石。因家境一般，只能亲力亲为。此前他三次入京会试，途中“每逢阴崖古洞，破庙故城，怀笔抵墨，详悉记录。或手自椎拓，虽极危险之境，甘之如饴”。

一次到褒城（今属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石门山访拓古碑，因逗留太晚，以致“山深月黑，夜不能归。蜷宿岩下，与丐为伍。明日出险，与友朋言，无不大笑”。

在北京，缪荃孙与李云从往来密切。李云从的父亲善拓，常伪造古钱，人称“小钱李”。李云从十分敬业，“每拓一碑，必于纸背书在某村、某寺或某家，距某县城若干里，可谓有心人也已。”

当时请李云从访碑、拓碑的还有王懿荣、潘祖荫、叶昌炽、张之洞等，有了新拓本，缪荃孙还会托李云从销售。离开北京后，缪荃孙在南方与名拓工聂明山（时人称“北李南聂”）等多有往来。

值得一提的是，1879年，缪荃孙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补荐了来自山东的王懿荣，时主考官是大学士徐桐，只愿将王置副榜，经缪力争，王懿荣才得成功。王懿荣被称为“东怪”，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著名学者。

1896年，江南藏碑大家沈树镛旧藏散出，计3600多通，叶昌炽想买，适逢独子去世，情绪低落，缪荃孙则卖掉祖传田产，全部购下。

1906年，他刻了《艺风堂考藏金石目》，只计精品，已1.08万通，比号称“海内第一”的刘喜海多一倍。后来又出了续篇，新收入1000多通，缪荃孙成为当之无愧的“晚清藏碑第一人”。

“翰詹大考” 意外失利

在翰林院任职近20年，1894年，缪荃孙意外在“翰詹大考”中失利，被罚俸两年。

翰詹即翰林院和詹事府，前者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后者是辅佐太子的机构。清顺治十年（1653）设大考，乾隆时成定制，每6年一次（但不准时）。成绩差者要受罚，有“翰林怕大考”之说。

缪荃孙成绩不佳，因开罪徐桐。徐时任国史馆总裁，缪负责编儒林、文苑、循吏等五传。徐桐让缪荃孙将纪大奎的《易说》编入儒林传，缪认为纪学问驳杂，此书应归道家。

徐桐量小，且有人讥缪荃孙“恃才独断，藐视前辈”。儒林传完成后，徐桐“不知是非，以先入之言为主，随加挑斥，埋没苦心”。

在给张之洞的信中，缪荃孙抱怨道：自己的大考成绩本为二等，因有一讹字，被降为三等第一名，徐桐看到后，改成第124名。

经此挫折，50岁的缪荃孙借口回家扫墓，去武昌投奔张之洞，并刻一小印，文为“以七品官归田”。在张安排下，缪转赴南京，入钟山书院任教。

据学者杨洪升考证，缪荃孙到南京后，曾代售《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等，后见《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否定考据学，便写信给该报经理汪康年批驳。汪亦是张之洞的幕宾，将信转给梁，梁回信讽刺：“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敢抱此敝帚以炫者……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

后缪荃孙读《时务报》第46号，见涉及时政，大怒：“猖狂无理以至于此……尚不如看《游戏报》，足令人笑，不令人愤也。”与维新党不再往来。

“八千卷楼”幸未流失

1902年10月，张之洞代理两江总督，即命缪荃孙、许乃昌、柳诒徵等8人（加上仆人、剃头匠、厨师各1人，共11人）赴日考察教育。没过多久，魏光焘就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回本任，缪等又被电报召回。

此后缪荃孙一边教书，一边著述，还在南京置产，记道：“寒家自曾祖以来无立锥地，兹积历年馆谷，置此数廛，亦云幸矣。”

1905年，名臣端方出国考察，发现“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提出“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馆实为教育之母”。

1907年，端方筹办江南图书馆，聘缪荃孙为总办。在任上，缪荃孙作出的最大贡献是购入钱塘丁家“八千卷楼”藏书。

“八千卷楼”是清代杭州人丁国典的藏书楼，因其远祖、宋代的丁顗曾藏书八千卷，故有此名，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1861年，“八千卷楼”毁于战火。1888年，丁国典之孙丁丙、丁申重建此楼。

因家道中落，后人丁立诚不得不将藏书出售。此前四大楼之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岩崎氏以11.8万元购去，致3000多册珍本外流，举国震惊。

在缪荃孙等人游说下，端方凑了7.3万元，最终以7万元购下“八千卷楼”藏书，其中仅宋版即有40种。为安置这批书，耗银3.47万两，专门建了两栋藏书楼。

1909年，张之洞出任体仁阁大学士，筹建京师图书馆，邀缪荃孙主事。当年5月，缪已知其事，欣然准备赴任。本文开篇的奏折，应出自张之洞之手。

开办前日 迟迟到京

那么，缪荃孙为何没按时到京？

首先，得知将主持京师图书馆后，缪荃孙先去协商瞿氏“铁琴铜剑楼”献书事宜。该楼也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太平天国时曾7次搬迁，藏书损失无数，仍留珍本800余种。端方命瞿家“献书”，瞿家不肯，缪荃孙从中协商，请将一些旧刻本，并精抄部分珍本，凑成100种进献。缪未及时进京，可能是为等这批书。瞿家抄录甚慢，最终勉强交出50种。

其次，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噩耗传来，缪荃孙“不胜骇悼，一恸而病，两月方愈”。在张之洞去世后的第3天，缪荃孙去信辞职，学部不允。不久，管学大臣荣庆调任礼部，缪荃孙再度取消北上计划。后经他的门生、在学部任职的曹元忠等人力劝，缪下决心来北京。

其三，杂事太多。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修《江苏通志》，请缪荃孙任总纂，安徽布政使沈曾植希望缪遥领安徽存古学堂领袖，且为“八千卷楼”特建的藏书楼尚未竣工。1910年9月20日，藏书楼正式对外开放前一天，缪正式赴京。

对于京师图书馆，张之洞曾表示：“必须近水远市……惟德胜门内之净业湖与湖之南北一带，水木清旷，迥隔嚣尘，以之修建图书馆，最为相宜。”最终设在什刹海广化寺。

因学部经费不足，京师图书馆的工作停留在收集文献、整理编目的层面上，未能对公众开放。民国后第一任馆长江瀚说，清末已花销2万余两足银，可见缪荃孙争取经费之力。

开创之功 泽被后世

辛亥革命后，缪荃孙哀叹：“国破家亡，生不如死。”遂隐居上海。

缪荃孙自藏图书10余万册，自称“与拜经楼、平津楼伯仲”。因生计无着，只好卖书买米。藏书家傅增湘说：“老人晚岁侨居上海，时鬻书为刊书之资。”缪荃孙却极为豁达，戏称为“书去目存”，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

抛书往往畏人知，我独惭颜还咏诗。好友分襟还小坐，宫娥挥泪亦同悲。烟云过眼方为达，肩钥关心最是痴。斧季怀惭览圃恨，何如一笑朗吟时。

1915年，袁世凯谋称帝，暗嘱江苏士绅联名劝进，表示愿给领头的大儒两万两白银，先付五千两，余下部分登基后再付。缪荃孙在众人胁迫下，具名在前。

1917年，京师图书馆重新开馆，时任教育部长傅增湘请缪荃孙来京考察，当时大总统黎元洪想把京师图书馆迁到故宫午门或端门，缪表示反对，最终傅以“连年战乱，地据冲要，易遭燹毁，不如原址幽僻”否决。

1919年12月22日，缪荃孙去世，一年后，他的毕生藏书基本被卖光，好在金石藏品仍在，其子缪禄保将其转到北京，多为北大图书馆收藏。

缪荃孙一生著述极多，在多方面均有建树。作为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开创之功，泽被后世。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这样评价道：“南北两馆先后建设，后生小子得闻先圣之遗绪，识固有之文明，不致徇外而忘己，皆老前辈之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