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庆 董本良

父亲节的时候，莫名回忆起和父亲相处的几个“”。

三年前的正月，父亲突然吞咽困难，到县医院检查出了食道癌。善良的医生悄悄对我说：回家吧，莫落得人财两空。我还是执意将父亲接到我的工作地，一是家门口有三甲医院方便就医，二来诠释下“养儿防老”的俚语。

医生根据影像资料和其他数据，说也只能开些消炎药和营养药：上午挂水、下午休息。 如此一周下来，父亲说什么也不干了，一定要回家。我知道他是怕我耽误工作，我也只好答应着。第二天我拉着他到火车站、公园、景区转转。他步履蹒跚配合着我们安排他自觉不多的旅程，傍晚回到家我忽然想起妹妹的嘱咐：给父亲照相。急忙拿起相机，镜头里的父亲憔悴自不必说，而且胡须零乱，我找来剃须刀给他。不知道其时他的手已不听使唤，像个害羞的孩子急得脸犯红，我连忙接过剃刀，给胡须部位再涂上皂沫，努力仔细、轻巧、均匀给他刮藏在皱褶里的胡须——这张沧桑的脸如此近地靠在我的手掌里：苍黄、倦怠，那年轻时的红润、孔武呢？想着以往手就更慢，足足用了五分钟，而这时，傍晚的夕阳斜照着门廊，他就靠在墙上的霞光里，忧郁地望着远方，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完成了拍照——

“快回来，你爹发病住院了，不听医生的话，又要回家。”母亲在电话里催促道。我火急火燎地赶到老家的医院，正碰上他又在和母亲、医生发脾气。我劝慰着，他勉强答应再住两天院，把开的药用完。“快，把棉球摁住，五分钟。”护士抽出父亲手臂上的针头向我说道。我急忙摁着棉球，这五分钟里，我觉得父亲的脉搏是如此的微弱、缓慢，就像风筝的细线，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一阵风吹断！

吃饭咯——母亲呼唤着我们兄弟，我出了父亲的房门问母亲：父亲吃什么呢？只能喝点汤！母亲应着。我转身又走回父亲的房门，从门缝里看见：他匆匆将饼干丢进嘴里，上下颚急迫地咬合咀嚼又小心地吞咽着，颈脖子努力上抬、下压，倏地“哇——”全部吐到痰盂里，他慢慢抬起头手抹着泪水，脸上写满无奈——他的食欲被母亲的一声轻呼唤醒，却又被病痛的食道无情地击碎扑灭。我目睹了这过程，心被看不见的手提起来晃荡着、痉挛着，我进去拍他的后背，他又像犯错的学生，脸上讪讪地——“在你家的时候，来看我的，是什么人呢？”他突然发问，似乎要吐出久堵心头之语。“多年来往的好朋友啊！”我答。“你是吃公家饭的人，不义之财不能收，要做堂堂正正的人。”父亲喘着气这样告诫我。从门外窥视到简短交流的五分钟里，我彻底了解到病入膏肓父亲之顽强、拍照时之担忧，这几句家常话虽朴素却温暖，虽平常却更警醒，这几年常在我心头萦绕。

最终在发病七个月后，父亲离我们而去。那年轻时有着八块胸腹肌的父亲，身体被疾病折磨得像个未发育的孩童。

我少时和父亲相处并不多，觉得他经年累月有着干不完的活，从没有空闲陪我们兄弟做点娱乐性的活动，更没有坐在父亲肩头的感受。现在明白：一日三餐尚不能持，温情何以能够？或许这些亲昵被当时农村贫瘠的生活排挤掉。曾经我对父亲的嗜酒也颇有怨言，一段时间还疏远过他，但和他最后时日相处的几个五分钟能补赎我的愧疚么？我自问无法面对这个问题。

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