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常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如何妥善处理这些垃圾，成了当前极为重要的问题，既需要人们在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分类习惯，又需要依靠先进的处理技术使之“变废为宝”。那么，古人又是怎样处理生活中的垃圾呢？         □ 据《北京晚报》

四千年前就有了排水管道

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居住环境的重要性，主张要保持良好的居住环境。《礼记》中有“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的记载——每天早上听到鸡鸣就起床洗漱，穿衣服，收拾被褥，打扫房间和庭院，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打扫出来的垃圾是不能随意丢弃的。《韩非子》中记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商代对于在路边随意丢弃垃圾者，竟然要采取砍断手的严厉处罚。到了秦代商鞅变法时，依然保留有“刑弃灰于道”（《盐铁论》）的规定，只是处罚变成了黥面（古代刑罚，在面部刻字）。虽然这样做的实际目的是为了避免由于乱扔垃圾产生纠纷，但也足见古人对于环境的重视。

据《周礼》记载，周代还设有专门的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包括“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郑玄的注释认为“條”通“涤”，是“清扫”的意思，“狼”则是道路狼藉。因此，條狼氏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清扫道路上的垃圾。《周礼》中还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井匽”一说是路厕，一说为排除污水秽物的设施，说明那时不仅有公共环境管理人员，还有公共卫生设施。

先秦时期已经有了简易的厕所，至少贵族士大夫是要到厕所里面去方便的。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晋景公由于身体不适，“如厕，陷而卒。”竟不幸失足摔到厕所里淹死了。《战国策》也记载著名的刺客豫让曾躲在厕所里，想要趁赵襄子如厕的时候刺杀他。至于积在厕所中的粪便，当时的古人已经认识到其有肥沃土地、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作用。农书《氾胜之书》中记载：“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以粪便沤田的方法虽然不一定是伊尹发明的，但也说明人们很早就掌握了这项技术。

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早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睢阳平粮台龙山文化时代城址中，就发现了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此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一直重视排水排污系统的设置。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还多有专门堆积垃圾废物的“灰坑”，或可直接称之为垃圾坑。这些垃圾坑有的利用天然的坑穴，有的则系人工挖掘而成，里面堆积着大量的废弃物或焚烧后的灰烬。这说明古人多以填埋、焚烧或集中堆积的方式处理垃圾，使其尽量远离人们的居住环境，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变废为宝的“生态厕所”

至少在汉代，粪便这种特殊的垃圾又有了新的应用方式——养猪，一种既能解决人们的方便问题，又能养猪的特殊厕所也被发明出来，称为“圂”(hùn)。《说文解字》中称“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这个圂上面是厕所，下面是一个猪圈，人们在上面方便后，排泄物落到下面的猪圈中供猪食用。《汉书》中有“厕中群豕出，坏大宫灶”的记载，颜师古的注释说：“厕，养豕圂也。”那时的厕所中已经养着大群的猪了，做到了垃圾的循环再利用。

现代考古发现，汉代的长安城在宫殿、官署等重要的建筑物附近，都建有复杂的排水管道或排水沟，可将雨水或生活污水排走。但是对于固态的垃圾，大约还是以堆积或掩埋的处理方法为主。到了隋代，汉长安城已经“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隋书》）。所以隋文帝杨坚放弃了汉长安城旧址，改在其东南方向另建大兴城。

到了唐代，大兴城改名长安城，人口规模达到百万，成为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每日产生的垃圾数量想来也必极为可观。为了保护城市的环境，避免垃圾围城的情况出现，唐代对于倾倒垃圾的管理非常严格，《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对于把垃圾扔到街上的，要打六十板子。有关管理人员不禁止的也要同样受罚。

除了官府的政令，经济杠杆也发挥了作用，唐代出现了专门以回收垃圾、拾粪为生的人。如《太平广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同书还提到“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这些人竟然靠收废旧物品和拾粪而积累了万贯家财，成为了富翁。

在宋代，已经出现“垃圾”一词。据《梦粱录》记载，杭州街边的店铺“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店家要自己雇佣保洁人员，而街道上面的垃圾，则由官府出面定期雇人清理。“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甘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州的河道上还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可见当时垃圾清运的量非常大。

《梦粱录》还记载：“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专门挨家挨户收马桶的人叫“倾脚头”，这些人为了争夺宝贵的肥料资源，竟然要闹到官府去诉讼。

垃圾堆积竟使街道比房屋还高

中国人自古就有珍惜物力、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废旧物品，也尽量想方设法再次回收利用，发挥出新的价值。明清时期，废旧物品回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产业。清代康熙时期曾作为沙俄使节来华的尼·斯·米列斯库在他的《中国漫记》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中国人：“任何不屑一顾的废物，他们都不忍遗弃，一小块皮革、各种骨头、羽毛、畜毛，他们都着意收藏，畜粪也要收集起来，然后巧妙加工，制成有用物品。”

对于城市环境的保持，明代南方地区的城市要好于北方地区，《万历野获编》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颠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除了气候原因，这可能与明清时期南方农家更积极地收粪积肥有关。明代的袁黄在《全农书》中提到：“南方农家凡养牛、羊、豖属，每日出灰于栏中，使之践踏，有烂草、腐柴，皆拾而投之足下……北方猪、羊皆散放弃粪不收，殊为可惜。‘北方’惟不收粪，故街道不净，地气多秽，井水多盐。”粪便这种垃圾回收得不好，自然会大大地影响到居住环境。

明清时期，为了保持北京城的环境整洁，一直有禁止乱丢垃圾的法令。《大明律》规定：“其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大清会典》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有穿墙出秽物于道旁及堆积作践者，立即惩治。”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习惯于将垃圾废物等直接倾倒于街面上。这些垃圾日积月累，甚至会导致街面整体上升。《燕京杂记》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这种情况造成路面高低不平，无论坐车还是骑马都很不安全，以至于清初的严我斯在《坠马行》诗中用“长安之险，险于蜀道难”来形容京师的道路。这种状况的产生，证明如果垃圾处理问题解决不好，城市环境就难以维持在良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