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借鉴上海等城市立法思路，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禁止使用一次性物品。”在日前举行的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副市长张家明表示。近日，就一次性物品使用问题，记者分多路探访北京部分党政机关，未发现使用一次性纸杯、筷子等，但部分单位表示，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在接待来访人员时仍会使用一次性纸杯。（6月5日《新京报》）

禁用一次性物品，对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来说，减少了行政支出成本，其理应抱支持态度。然而，从深层面来分析，禁用一次性物品，势必会对公务接待活动造成不便，从而影响了单位的对外形象。这显然不是公共管理和服务想看到的结果。无奈之下，为了方便公务接待活动，不排除有的单位暗中抵制“禁令”，违规使用一次性物品。

这无疑又给监管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可以预料，“禁令”出台之后，监管部门会有一个“兴奋期”，将会组织开展针对一次性物品的集中整治行动，严管之下，一次性物品也会得到有效遏制。问题是，监管部门也有“疲劳期”，一方面，受执法人员、经费不足的限制，监管部门难以保证对一次性用品治理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监管部门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导致“禁令”执行难，重蹈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覆辙。如此，面对禁而不止的一次性物品，有关部门可能会沦为“一次性监管”。

可见，禁用一次性物品，考验监管的智慧与韧性。首先，人大组织应通过立法，依法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物品，并成为全国的统一规定。同时，禁用一次性物品，宜堵更宜疏。这就要求，在禁止一次性物品的同时，加快替代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供应，即推出可降解制品，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实施“禁令”，必然导致部分商家库存的一次性物品大量积压，给其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对此，有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妥善处置，将其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以此提高商家执行“禁令”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