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亚洲文明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那么，是谁首次在中文报刊上使用“亚洲”一词呢？

在《海国图志》中，虽然亚细亚的概念较明确，可魏源却称：文明创自亚细亚，“流被于欧罗巴洲”。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外来语意味明显的“亚细亚”才渐本土化为“亚洲”。 1875年，郑观应在《论边防》中写道：“俄罗斯毗连之国，欧洲如英、普，亚洲如日本、波斯，犬牙相错。”至于中文报章出现亚洲一词，则要等到1882年，《益闻录》第140期上刊发了一张地图，题为《亚洲俄属国》。

《益闻录》在当年的影响力不下于《申报》，主持该报33年的李杕（dì），被赞为“三百年来，公教文坛上，除了徐光启外，最伟大，最值得后学景仰的作家”。             □ 据《北京晚报》

李杕掌握四门外语

李杕，谱名浩杕，教名老楞佐，字问舆，后改称问渔，1840年8月生于上海徐家汇唐墓桥。此地“距离上海约四十多里，幸交通便利”。1936年，许宗泽（徐光启的后人）访李杕故居时，“晨八下二刻从徐家汇启程，十一下二刻已到”。

根据家乘，李家世居南汇县沙图村（今归上海市），先祖李天培始迁至唐墓桥，其子李永锡入赘冀家，至李杕时，已传七代。

李杕初习举业，后入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与后来创办复旦大学的马良（即马相伯）同学。

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教会学校，校长是意大利神父晁德莅，他热衷中西文化交流，在宗教课之外，又开设了算学、格致、图画、音乐、希腊古典文学、哲学等西学课程。

晁德莅非常欣赏李杕、马相伯等，曾说：“在公学创办之初，西学课程是为在学习中学之余有能力继续学习西学的优秀学生开设的，在公学的首批学生中，只有李问渔、马相伯和沈氏兄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在学习西学之列。”通过学习，李杕掌握了英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晁德莅本人译著甚多，李杕曾为其校对，后来李杕走上翻译之路，应是受此影响。

1869年，李杕、马相伯等一起晋升为司铎。1870年，30岁的李杕被授予神哲学博士。

创办报纸并担任主笔

从1871年到1878年，李杕时而从事传教工作，时而在宗教学校任教职。

1878年底，接上峰任命，李杕创办《益闻录》，这是天主教在华的首份华文报纸，也是继《上海新报》《申报》后，上海的第三家华文报纸。

《益闻录》初期为半月刊，每期6页，单面铅字，在当时已属豪华印刷。在《弁言》中，李杕提出：“译前人所未译，明后人所欲明。读是书者，益于性命，益于邦家，推广万事万理，无不于此大有赖焉。”

虽是宗教刊物，《益闻录》却以传播科学为主。每期约选30题，其中25题是新闻，一改当时媒体追求“风闻”的恶习。李杕标榜道：“较之《申报》，虽然篇幅略小，但文字精练，毫无杂芜淫秽之词。从报德上讲，无可非议。在传递信息、介绍科学、附刊诗词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许宗泽说：“当时除上海《申报》外，报纸寥寥如晨星，益闻录一出，自然不胫而行矣。”《益闻录》迅速赢得读者认同，发行量接近8万份，很快变成周刊，一年后又变成周二刊。主笔李杕和作者龚古愚（地理学家）、邹弢（文学家）等成了名人。

此后33年，李杕一直担任《益闻录》主笔，直到去世。此外，李杕还是《圣心报》等媒体的创办者，并担纲主笔，被誉为“浦东第一报人”。

亚洲概念背后有玄机

为何《益闻录》会最早使用“亚洲”一词？其中有内在合理性。

亚洲本是西方人的观念，特指今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的部分地区。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将“亚洲蛮夷部落”与“欧罗巴”对称，而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则说：“那（指亚洲）是一个非常遥远而且充满凶险的地方。”

随着时间推移，亚洲的概念不断扩大，但偏见的内核并未改变。18世纪时，欧洲曾掀起“中国热”，却只是将亚洲文明视为“高贵的野蛮人”，认为它是在原始状态下，发展出来的可贵品质，与“过度文明”的欧洲比，只是别具特色而已。

亚洲文化原本多元，无法用一个词来概括。但在船坚炮利的冲击下，自觉落后的亚洲各国被迫接受西方的定义，不得不用别人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位置。

直到民国时，人们对亚洲这一概念仍懵里懵懂。比如土耳其该算哪个洲，反复摇摆：清末徐继畲认为，土耳其建都于“欧罗巴”，算欧洲才“如其实”；可一战后，土耳其惨遭列强肢解，引起国人同情，将其归为“半亚半欧之邦”，孙中山称它是“亚洲大屏障”；五卅运动时，反帝意识抬升，土耳其被彻底归入亚洲……

接受了亚洲概念，就要接受其暗含的前提——西方文明的地位更高，亚洲文明是落后者。

李杕一边醉心科普，一边主动推广亚洲概念。

一生竟出了62本书

1898年《益闻录》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在弁言中，李杕写道：“中国四万万人，男女各得其半，男子通文者以百中一人计之，亦得二百万人，将此辈遗弃不教，可不惜哉！然教之何，如曰不可以学校教，可以报章教……数年之后，中国粗知西学者不下二百万人，如是风气遍开，人才迭出，国富兵强民康物阜，可操劵待也。”

《格致益闻汇报》在西学传播上更专注，通过问答方式，李杕介绍了电动车研制、幻灯机、自来水法等新技术。

在主持笔政之余，李杕完成了62部著作，被称为“无年无书”。其中个人创作17本，译书39本，自然科学译作有《西学关键》《形性学要》《物理推原》《性法学要》，时人赞叹：“西学东来……而公实为译祖。”

在科普之外，李杕也提出了“国民性改造”议题，指出传统儒家重视“人性”虽有积极意义，但缺乏“神性”的约束与规范，故孔子思想内涵未被充分继承，经秦皇汉武改造，儒学变成了禁锢思想的工具。

在李杕漫长的著作书单中，甚至还有一本如何写古文的书——《古文拾级》。他表示：“我现在所以能主笔政，做写作者，因我在皖省传教时，精究古书而得也。”李杕作文重平实，因此选了百篇古人的平实文章，让学生熟读，“则无有不知作文者也”。

虽译作甚多，但李杕对许宗泽表示：“初学作文，万不要做翻译，因为翻译不能练习做文章的，作文须要有意思，有纪律，多读、多看、多做而已。”

感冒五天后安然逝去

毕生致力于启蒙，李杕却对另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严复不满。特别是读完严译《天演论》后，尤其愤怒，表示“欲去其毒，不得不驳严氏之书”。

李杕先是指出严复有错译，比如Company of Jesus应译为“耶稣会”，而非“基督军”；Novice应译为“信徒”，而非“幼徒”……并直言道：“君系译家翘楚，何能昧之……恐呼者不察，而听者失笑，非君之荣也。”

李杕还写了《天演论驳议》，批驳严复说：“天演之说，大不合形上之理，大不合实验之迹，大不合万民之论，要皆信口胡言，绝无确据。”李杕表现失态，因进化论冲击了他的宗教信仰，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外部因素决定论，但人有“灵明”，“天下人皆知善固当作，恶不可为，诚以冥冥中有主持祸福，报复功过者在”，这又与他一生坚持的启蒙思想背道而驰。

1903年，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1906年起，李杕担任校长，兼哲学教授，同时任3份报纸的主笔。徐宗泽说：“公（指李杕）主报政，始终如一日，不避劳瘁的。”

1911年6月，李杕感冒风寒，医生诊后表示，此病本无危险，但李杕平时太劳累了，或有不测。李杕留下遗言：幸亏正在翻译的书已译完，校对只能请大家代劳了。5天后，李杕安然逝去。虽有时代局限，但李杕勤苦一生，始终坚持“为民众谋公益”，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他承上启下，做出突出贡献，后人不应忘记他。

亚洲概念也在与时俱进

1901年，东渡日本的梁启超写下：“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分成“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演进阶段，试图将舶来的亚洲概念与本土经验结合起来。于是，他注意到法国学者拉克佩里在1880年的《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提出新说，认为中国文明来自古巴比伦。

拉克佩里称：公元前2282年，奈洪特王子曾率巴克族东迁，在上古音中，黄帝的读音近“洪特”，黄帝家族姓的读音近 “奈”，奈洪特即黄帝，而巴克即中文的百姓。并称《易经》是西方语言，“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一变而为画卦”。

此说轰动一时，刘师培率先认同，称：“中土儒书咸谓其始于盘古，而西书所记载复有巴枯民族之称，巴枯、盘古，一音之转耳……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

拉克佩里的学说一度被列入中学教材，在当时的国歌中亦有体现，即“中华由来昆仑巅”。

“西来说”虽已被学界否定，但它毕竟唤醒了人们：亚洲各民族有漫长的交往史，亚洲文化有其一体性，大家正面临相同的机遇，应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