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革命先驱李大钊诞辰130周年。

1927年4月28日，从河北乐亭走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安国军政府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慷慨赴死，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的牺牲，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同样令人感慨的是，由于那时候处于奉系军阀高压恐怖之下，李大钊遗骨一直无法下葬，其家人也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

1933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李大钊在牺牲六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据《河北日报》

英雄从容就义

头发剃去，双目直视，表情平和，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从容走向绞刑架。

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随后成立安国军政府后，开始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李大钊本有机会离开北京，但他为了革命工作，依然在苏联驻北京东交民巷的大使馆军营内坚持工作。一年后的4月6日，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默许和支持下，指挥京师警察厅出动300多名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军营内，抓捕了李大钊及其家人，同时被捕的共60余人。

李大钊被捕之后，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了党的机密，并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自述》。

1927年4月28日，特别军事法庭以所谓的“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立即执行。

当日下午2时，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司法部街后面的刑场执行死刑。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步履从容，神色自若。当指挥行刑官询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嘱时，李大钊镇定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说完，他将头伸进了绞环，高呼“为主义而牺牲”，从容就义。

李大钊牺牲后，其尸骨被反动警方用一口薄皮棺材装殓后，暂时寄放在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并由警察看守。

当天晚上，和李大钊一起被捕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被释放。她们回到了曾经租住的灰厂豁子内朝阳里的家中。此时，她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已经遇害。

4月29日早晨，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才知道李大钊遇害的消息，他哭着回到家中将这一噩耗告诉了赵纫兰。

当时，李大钊的大女儿星华仅15岁，次女炎华7岁，次子光华只有4岁，小儿子欣华只有几个月大。

李大钊牺牲后，《晨报》《京报》《东方时报》对其家中生活惨状予以关注，就连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所主办的报纸《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

棺柩厝于浙寺

得知李大钊遇害的情况，李大钊许多生前好友一面赶往家中看望赵纫兰和孩子们，一面去长椿寺内悼念李大钊。

看到盛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柩菲薄不堪，大家在征求了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在领回李大钊遗体时为他换棺。

李大钊平时的薪水大都支持了革命工作，他牺牲后家里仅余一块大洋，生活极为困难，已无能力购买新的棺柩。于是，梁漱溟、白眉初、李青峰、李凌斗等人决定捐款购买一副上好的棺柩重新装殓李大钊的遗体。李凌斗找到德昌桅厂的老板伊少山购买棺柩。

作为一个商人，伊少山平素并不关心政治，但他痛恨奉系军阀胡作非为，敬佩李大钊先生的高洁人品，因此主动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降价140块，并让柜上的师傅用20斤松香和桐油熬制好以后，把棺材里面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然后，又把棺材外部用红土子（一种红色颜料，一般用来绘画）涂了一遍。风干之后，又用十几斤黑生大漆前后刷了五道漆。

这使棺材的防腐防潮功能大大提高。棺材后来在浙寺存放六年，入土后又埋了50年仍然完好无损，与此有直接关系。

1927年5月1日，伊少山带着16名工人抬着棺柩来到长椿寺内，小心翼翼地把李大钊的遗体用药水擦拭后，换上新的寿衣、寿帽、寿鞋，装殓入新的棺柩中。然后，又用油漆封上棺口。

大家含泪再三祭拜。11时许，由24人抬着新棺到妙光阁街浙寺南院暂时寄放，并和寺主人讲好，每月租费4块大洋。

此时，赵纫兰虽因病卧床，但反动当局仍然派人进行监视滋扰。见此，李大钊北洋法政学校的同学李青峰，便将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暂避一时，并把李大钊的书籍等物品也拉到自己家里加以保存。

5月11日，赵纫兰和孩子们在李青峰的护送下，到火车站乘车离开北京，回到老家乐亭县大黑坨村。期间，李大钊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生前好友，在得知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后，纷纷为赵纫兰及孩子们捐款。

当时，李大钊的棺柩是暂时寄放在浙寺内的，但没想到，由于当局的迫害，加上时局混乱、变化无常，在浙寺一放就是六年之久。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当时在北京上学的李星华，对远在大黑坨村的母亲极不放心，于当年3月将母亲接到北京避难。

回到北京的赵纫兰触景生情，又想起了李大钊的棺柩至今仍然停放在浙寺，亡者难以入土，这让赵纫兰寝食不安。

于是，赵纫兰带着孩子们找到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李大钊生前的同仁请求帮助，大家都表示一定让李大钊遗骨入土为安。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更是慨然允诺对李大钊的遗骨进行公祭公葬。

1933年4月10日，由蒋梦麟带头，北大的周作人、胡适、傅斯年、沈尹默、钱玄同等共13人联合向社会发起募捐和公葬活动。

除了北大同仁，许多外地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其中，鲁迅捐款50元。虽然很多人和李大钊政见不合，甚至有论战，但都为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所折服，因此在李大钊牺牲后都能慷慨捐赠，希望李大钊遗骨能早日入土为安。

经统计，捐款人数达94人，捐款额2300多元。

有了捐款之后，由蒋梦麟出面为李大钊选购墓地。经与赵纫兰商量，蒋梦麟在万安公墓为李大钊选好了墓地。办好手续后，又请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

公葬轰动北平

1933年4月22日，李大钊公祭仪式在浙寺举行。

许多李大钊生前好友，甚至包括一些国民政府的官员都送来了花圈、挽联，并进行了祭奠。一些社会团体，如北平文化总联盟、河北革命互济会等也都敬献了花圈和挽联。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东北、华北，北平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遭到残酷镇压，抗日进步人士、共产党人被大肆搜杀。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北平的黑暗统治，也使北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得知李大钊公祭公葬的消息后，决定把葬礼同时搞成一场群众悼念烈士、反抗反动当局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

河北革命互济会成立了公葬李大钊筹备小组，对葬礼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安排。

4月23日早上，陆陆续续有700余人赶到浙寺参加公葬活动。8时许，葬礼开始。奏完哀乐后，宣读了由河北革命互济会起草的祭文《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

祭文读罢，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气氛悲壮肃穆。9时半起灵，送葬队伍出发。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棺柩被缓缓抬起，在大家簇拥下移出浙寺。赵纫兰及亲属紧随灵柩左右，灵柩后面为数百名群众的送葬队伍。大家举着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联缓步前行。

送葬队伍缓缓前行，时而高呼口号，时而高唱《国际歌》，并不时地散发传单和纸钱，许多纸钱上印着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口号。

一路上，不断有群众团体为李大钊路祭送行，随着不断有群众加入，送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口号也越来越响亮。

送葬活动，俨然成为一场轰动北平城的群众控诉当局镇压抗日人士的游行示威运动。

见此，队伍走到西四牌楼时，国民党宪兵、军警堵住去路，对公葬活动横加阻止，引起群众抗议，继而引发冲突。大批宪兵警察用刀枪和高压水龙头驱散群众，并抓走了数十人，一些人受伤，现场一片混乱，队伍也被冲散。

一番冲突之后，大家又重新收拾起散落在地上被踩坏的花圈、挽联，找回抬棺的杠夫，然后护送灵柩重新出发，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万安公墓。

正在准备下葬时，忽然一辆骡车疾驰而来。只见车上放着一块用棉衣和花圈覆盖的墓碑，上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几个大字，碑顶部正中还刻有五星，星内刻有镰刀铁锤——这块碑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以河北革命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特制的。

但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此碑未能公开立于李大钊墓前，而是随着李大钊棺柩一同埋到地下。

在大家悲伤的哭泣中，李大钊的棺柩被缓缓放入墓穴，大家铲土培墓，肃立默哀，默默离开。

就这样，李大钊在牺牲六年后，终于入土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