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是个有心的人。2018年8月,我因援疆要离家一年半,远隔千山万水。临出发进疆前几日,特意回家看看都已年过七旬的父母,告诉他们要去万里之外的远方工作。他们只知道新疆很远,但不知道和田在什么地方。由于我专门回家告诉他们,就认为和田一定是比合肥还远的地方。照例是那句我听了半辈子的叮嘱:在外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多给家里打电话,尤其是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女儿打电话,不要和别人闹矛盾。
就在那次回家的饭桌上,我才注意到,父亲竟白发如霜,眼睛里已没有我记忆里的严厉;母亲腰疾多年,已经无法直立,耳朵也听不清我说的话,牙齿稀松吃不得硬东西。这两张因我工作后行色匆匆辛苦辗转而无从注视中老去的面孔,是我上学、工作的支撑,在复杂的世道人情中,不管有多少的不平和挫折,只要想起父母的面容,我都不会对来日绝望,让我依旧相信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人为善地在拥挤的人群中行走。
我的父亲是河南人。在困难时期,沿淮河顺流而下,一路乞讨。最终,在淮河湾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被收养。我的姥爷去世早,母亲姊妹三人被姥姥拉扯成人,受尽了生活的磨难。父母的结合,如同一个藤上的两颗苦瓜。也许今天的人们会说是前世姻缘等浪漫的际遇。而我知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们和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就是为了生存,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各种心酸在我幼年的时候有过切肤的感受。
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那里的很多事情都有我父母的影子。记得在写作时,我蜗居在一个寺庙里,夜深人静,那些文字时常让我泪流满面,几欲搁笔。就是在书出版后,我也没有勇气去重读。我们兄妹四个有幸都能走进学堂,后来因为难以承担四个孩子学习的费用,我的二弟和妹妹中途辍学。我和最小的弟弟考上大学,父母总是对已经成家的二弟和妹妹心怀歉疚,说他们俩当年的学习比我和三弟灵光。这话我不信,但我知道父母的苦心,他们看着二弟和妹妹仍在土里刨食,心疼罢了。
二
半生走来,回忆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光寥寥。我初中的时候,不知是因为营养问题还是衣衫单薄,患了风湿性关节炎,每到秋冬换季或冬季严寒就会发作,不能走路。这种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只要把膝关节内的积液抽出然后注射消炎的药水,回家静养即可。多少次都是母亲带我去邻村的郎中家。那时的母亲还有力气,有时看我走路太痛苦就背着。只记得一次下雪,母亲在风雪中背我,风直往袄领子里钻,脚下的雪瞬间和灰尘黏在一起,很是湿滑,我就让母亲把我放下来,她就是不肯,满头大汗地一直把我背到医生家。
初中在镇上,高中进县城。我都是住在校外,在熟人家的一间偏房内,自己垒灶,生火做饭。父亲总是在我即将断炊的时候,从家里送来母亲蒸好的大馍,以及米面和自家菜园的青菜萝卜。因地里的农活多,父亲总是来去匆匆。父亲骑着那辆老旧的二手自行车的背影,在县城那条种满梧桐的路上,从鹅黄的嫩叶初爆到硕大的黄叶随风飘落,一直陪伴了我三年的时光。若干年后,我经过县城,尽管城市疯狂的膨胀和改造中,当年我居住的小院已不复存在,但还是会到那条路上,踽踽凉凉,默然前行。
我被保送大学。离家的那天,一个小小的木箱几件衣裤,父母把我送到村口,母亲还想多叮嘱我几句,被父亲拦阻。这让我很长时间都以为父亲心硬。这也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遇事能够自己处理,很少把单位的事情和他们说。只记得第一次要离开工作的机关时,我实在决心难下就回家征求他们的意见。母亲在这种时候就不言语,父亲只是告诉我到新单位不要和人竞争。我纠结忐忑的心终于释然,而这种释然到今天依旧支撑我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
我在合肥工作二十余年,两百公里的距离,父母从没有到合肥去过。我就选择回家。每到假期,朋友同事总是相约出游什么的,我多婉拒,但在家中呆不久又要返回。父母总是把我送出很远,有时也没有什么话说,他们总愿意陪我多走点路。女儿大了,上中学时要利用假期上各种补习班,我回家的次数就更少。再后来我有车了,一出村口,父母就不能再送了。那卷起的故乡尘土中,是否有父母哀怨的眼神?我不能想,一想,便愧疚满怀。
三
进疆不久时逢重阳,过去,对这个节我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即便是父亲节母亲节这样的日子,偶尔给父母打电话,我也照例只是问问田里庄稼的长势、亲戚们是否健康,而父母总以为我很忙,叫我照顾好他们的孙女,就急急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们始终心疼我的电话费。尤其是母亲,父亲如果多唠叨两句,我就能听到母亲的抱怨:那么远的路,浪费孩子电话费。
重阳节的前两日,在驻地指挥部给父母打电话,因到万里之外异地工作的缘故,为减轻父母的牵挂之情,电话就比平时多了一些。不想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我已经离家一个月又十九天,我一时默然。我很清楚,不识字的母亲是没有准确的时间季节概念的。一切都是靠长年累月的生活积累,何时播种、收割,添衣、收藏,自有她自己的历法,而具体到每一天基本上是要看天上的月亮和小镇逢集。一月零十九天,她是怎样记得的呢?虽然到驻地也就这么长时间,但跨越了八、九、十月,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抬头,一弯新月在幽深的穹顶,清辉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