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篇《祝福》却是有作意的。作者所要写的是那人世间同情心的淡薄，以及女仆无可诉苦的悲境。女仆被人强奸本非由她心愿，这完全是命运播弄她的。这就好像一个有残疾的人受人嘲笑一样的痛苦……总之，像这些对于弱者加以侮辱，都不能应该是人类的行为，并且是人类的羞耻。”这是著名出版家赵景深1928年发表在《文学周报》的评论，见识一般，且脱离文本谈作品，属于较陈旧的印象式批评，而此时《祝福》已发表了4年。

《祝福》被认为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但直到1946年和1948年，它两度走上话剧和越剧舞台，媒体相关报道才猛增，此前较少被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祝福》首发在《东方杂志》上，该杂志并非文学刊物，曾是侦探小说和鸳蝴派的大本营，“五四”期间，该杂志与《新青年》笔战。鲁迅一生只在该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为何将《祝福》交给它？这其中，与名编胡愈之颇有瓜葛。

《祝福》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距今已95年，值此之际，钩沉其背后的历史，以更好地理解这篇杰作。              □ 据《北京晚报》

发篇文章竟能当教授

《东方杂志》的创办者是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904年3月11日，终于1948年，共出版819期，被称为民国时“标准最高，出版最好”的杂志。

梁漱溟当年能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源于蔡元培看到他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此外，巴金这一笔名也最早出现在《东方杂志》上。

《东方杂志》初期主编是徐珂，即《清稗类钞》的作者，以文摘为主，偶尔刊登文艺，多是侦探小说，用文言写成。

1909年后，杜亚泉接手主编。

杜亚泉16岁便考中秀才，1895年，22岁的他又在岁试中位列全县第一。甲午战败消息传来，杜亚泉遂弃旧学，转学格致、数学、化学等，还自学了日语。

杜亚泉是著名翻译家和科普工作者，他将杂志定位在“鼓吹东亚文明”上，对文艺更重视，《东方杂志》转向刊发文言体言情小说为主，成为鸳蝴派重镇。杜亚泉倚重林纾，并刊发了陈立三（陈寅恪的父亲）等人1700多首旧体诗，被“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讽为“古今杂乱派”。

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号刊登了主编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3个月后，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双方就“东西文明能否调和”展开论战。

杜亚泉认为东西文明“各生流弊”，无高低之分。陈独秀则反问：“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与国基，能否使吾族适应于二十世纪之生存而不消灭？”论战令《东方杂志》名望迅速下滑。

幸亏有个文学高潮

早在1917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中已将杜亚泉列为“旧人”。论战最高潮时，张决心换人，以陶葆霖暂代。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受重创，不得不解雇大批员工，杜亚泉被转为馆外编辑，月薪仅100元。杜为办新中华中学，卖掉手中所持的商务印书馆股份。1933年他去世时，竟至“衾不蔽体，不异黔娄”，家中仅剩10余元。若非张元济、蔡元培等资助，几乎无法发丧。

陶葆霖接手《东方杂志》不久即病逝，钱智修又接手。钱氏是商务印书馆元老，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该校监督高梦旦兼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将其招入。钱智修主持《东方杂志》达22年，他擅长翻译，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了207篇译稿。

上位后，钱智修主持改版，提出：“故今后拟以能传达真恉之白话文，迻译名家之代表著作，且叙述文学之派别，纂辑各家之批评，使国人知文学之果为何物。”

从1920年到1928年，《东方杂志》迎来了一个文学高潮期，刊登了大量白话小说，其背后很可能是胡愈之在推动。

1928年，胡愈之因避难赴欧，《东方杂志》定位又改成：“我们致力的集中点是什么？简单地说来，便是：普及国际知识，研究国际时事，以增读者对于外交事情及国际形势的兴趣，并图树立国民外交的基础。”

《祝福》恰好发表在8年的文学高潮期中。

曾联手帮助爱罗先珂

胡愈之，本名胡学愚。1911年，他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时该校学监是周豫才，即鲁迅。在胡愈之印象中，当时鲁迅“身体甚康健，面白发黑，留有小胡子，无辫子；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执洋杖；目光炯炯，识人隐微”。学期末，鲁迅给胡愈之的评语为“不好学”。

因患病，胡愈之辍学回家，为了不降级，转去另一家英语补习学校，该校半年后倒闭，胡愈之只好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先任《东方杂志》助理编辑，很快升为编辑，月薪亦达120元。

胡愈之极勤奋，几乎每期都有作品发表，是《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他同时还向多家媒体投稿。1920年，他和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人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鲁迅时有公职，无法加入民间组织，但和文学研究会往来密切。

1921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拉近了鲁迅与胡愈之的关系。因世界语，鲁迅与胡愈之密切往来。胡愈之17岁便学过世界语，后来他去法国，也用世界语学习法语。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流亡上海时，一度靠给人按摩维生。1921年11月至12月间，胡愈之数次给鲁迅写信请求帮助。次年2月，蔡元培同意邀爱罗先珂到北大讲授世界语，其间一直寄住鲁迅家。

鲁迅不肯配合谈梦想

有了这层交往，鲁迅把《祝福》交给《东方杂志》，也在情理之中。

查鲁迅日记，他在1924年3月17日记录道：“上午李慎斋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三弟信，附小说稿及张梓生信。”

李慎斋是周氏兄弟反目后，鲁迅购买的“老虎尾巴”的设计人。“小说稿”即《祝福》。张梓生是鲁迅好友，也在《东方杂志》当编辑。

在《祝福》末尾，鲁迅自注写于1924年2月7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休假。午风。无事”，但在前一天，记为：“休假。下午徐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

《东方杂志》刊发《祝福》，因它对“农民问题”的小说特别关注。1920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提出：“艺术这东西，要是和人生问题全没干系，那便是一种奢侈品，和酒精烟草等物一样，只配当少数人的娱乐品，并不是大多数人民所必需的。”

因胡愈之推动，《东方杂志》先后发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作品。

1928年初，胡愈之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1931年转道苏联回国，写出《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称赞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是《苏联见闻录》。”

1932年8月，胡愈之回商务印书馆，接手《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1月，胡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最终发表了140人的244个梦想，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鲁迅却拒绝参与。

鲁迅说“闹翻了”

对该策划，鲁迅颇不满意，讽刺说：“他（指胡愈之）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也不满意，生气地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

胡愈之不服气，说：“你不是把刊物包给我办的吗？编辑权在我，不在你。”

半年后合同到期，王云五拒绝续约，上世纪50年代，胡愈之表示：“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其实卸任后，《东方杂志》仍多次发表胡愈之的作品。

胡愈之担任主编时间虽短，却是《东方杂志》影响较大时期，也是密切关注文学的时期。

鲁迅与胡愈之亦师亦友，遗憾的是，1935年却发生误会。

据学者秋石钩沉，1935年8月起，邹韬奋接手生活书店，当时书店正出版《译文》杂志，由黄源主编，背后是鲁迅主持。

生活书店原计划再出《译文丛书》，邹韬奋认为已有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二者重复，表示取消原计划。鲁迅与黄源便找文化生活社的巴金等，巴金表示愿意接手，却引起生活书店不满。

1935年9月17日，生活书店邹韬奋、胡愈之等请鲁迅吃饭，可一上来，突然提出解除黄源的《译文》主编职务，请鲁迅同意。鲁迅拂袖而去，回家后说：“闹翻了，闹翻了。”

鲁迅晚年为何不访苏

第二天，鲁迅请茅盾、黎烈文到家，表示《译文》今后与生活书店签约，由黄源署名，并撕掉自己署名的旧合同，表示支持黄。

胡愈之大怒，找到黄源，抱怨鲁迅的态度是官僚主义，威胁说：“现在你去对鲁迅先生说，《译文》合同你不能签字，仍请鲁迅先生签字，如不照办，后果由你负责。”

鲁迅决定《译文》停刊。

4个月后，鉴于鲁迅身体不佳，莫斯科邀鲁迅访苏。奉宣侠父之命，胡愈之专程自港赴沪，面见鲁迅，但鲁迅拒绝了邀请。

当天晚上，鲁迅邀黄源吃饭，说：“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允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允。”

鲁迅为什么不接受邀请，一直说法纷纭。据学者周正章考证，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曾说：“再后他（指鲁迅）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虽有过误会，但鲁迅去世后，胡愈之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贡献巨大。许广平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