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的人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过年。二十多年前的年，是热闹、喧嚣的。一近年关，热闹起来的首先是灶台。做豆腐、熬糖稀是大事，都是要花大量的时间。熬糖稀尤其如此。熬得粘稠了，慢动作一般翻滚时，与炒好的糯米胚、芝麻花生一起，做成甜蜜的交响——炒米糖，甜酥无比。还有酥脆爽口的小杂，还有香喷喷脆嘣嘣的米角、山芋角，最珍贵的是炸鱼丸肉丸，夜再深再冷，我们也要眼巴巴地围在锅边，伸着脖子，等着解馋。这样整天围着灶台，吃个不停，我们就提前“年饱”了，正餐哪里吃得下。

灶台上最热闹的时候，是立体呈现的。灶下有人添柴，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兴奋的脸；灶上父亲掌勺，站在弥漫的白汽里挥舞刀铲。猪肉切得片丝丁块齐全，芹芽绿、萝卜红、生腐金灿灿，一锅春色。鱼，年年有余；藕，一年通达；蛋饺，一旦交子；各式圆子，肉圆、鱼圆、萝卜圆、山芋粉圆，寓意团圆、圆满。雾气里的父亲指挥若定：“大火。”“小火，焖一下。”灶膛边的人，无条件地执行命令。焖菜的时候，他弯腰去就炉子。灶台不远处的水缸旁的炉子上，卤着猪耳朵、猪舌头、猪尾巴、猪大肠、茶干、鸡蛋。若是除夕的黄昏，大桌子上的小炭炉里，一定在炖着一钵糖烧肉，肉是红的，炭火熊熊，仿佛走神一般漫不经心，隔着许多年，犹自舔着我的孤寂，让人温暖。

食物中除了自家做，还有集市上买的，最让我们欢喜的是大白兔奶糖，那甜到心头的味道，至今依然记得。除了买的，还有父亲亲手做的新衣，母亲做的棉鞋。这些简单的事物，给那贫瘠的年岁带来的贴到心窝的欢喜，如今再也没有了。购置年货，到扫尘时，年就在鼻子前了。父亲拉开长桌，洗净长满冻疮皴裂的双手，开始裁红纸，写对联，自家写，邻里写，也帮单位人写。送财神，祭祖，贴春联，放鞭炮。年一步步靠近。除夕夜在糖烧肉的甜香里揭开帷幕，我们姐仨一个个撑得肚皮滚圆后，整晚上挤在一个大火桶里，吃着零食，说着话，看着17寸的黑白电视。窗外夜在加深，冰花在慢慢凝结，我们的声音渐渐小下去，父母交谈喁喁，如月光一般。我们醒来时，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那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过的。那么美好的年，那么美好的时光，将时间的大树喂养茁壮，也丰满了大树里我们的羽翼。我们飞离，而父母守着空空的巢，等着我们候鸟般，有时归来。我和爱人都是一线医生，几乎没有假期。女儿出生后，父亲卖了老屋，和我们同住，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过年时，姐弟几家都会相聚在由父母坐镇的我家。老人，中年，孩子，时间呈现了立体感，让人唏嘘。人更多了，更热闹了，我们似乎躲过了时间的算计。天真的我不知道流年暗换，不懂“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里无法言说的悲叹，总是怀揣侥幸，以为父母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把年一年年地过下去。但时间的风吹走了父亲，无影无踪。我在那一刻泪如决堤，瞬间长大。母亲怕睹物思人，再也没来小城过年。姐弟们也各自为家，年渐渐地淡下来，淡得不敢品咂，怕见那平淡后的苦涩。

为了双方的老母亲，我们买了车，便于急需时探望。尤其是过年，除夕当天，我们驱车两百公里，去两家看看，陪母亲吃上一顿半顿年夜饭，家长里短的闲聊，从旧岁到新春。除了儿时熟悉的味道，姐姐姐夫总要变着花样地弄些稀罕的山珍海味，让母亲和我们尝尝鲜，堪比贾府盛宴。老了的母亲食欲、肠胃功能都不好，只是稍稍夹上几筷头，便坐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全吃光我就高兴，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这老古董的手艺，只要还能动，我年年都烧一大桌子菜，你们都要来吃。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忆起《红楼梦》里贾府过年的场景，真正是“语笑喧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呀。而贾母无论什么样的名贵菜肴端上来，看着喜欢的便夹一箸，其余的便撤到别处。她在合欢宴上的目的不在乎吃，而在乎看。光是笑语喧哗之中，眯眼看着满堂子孙尽情享用，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最大的享受就是“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香，又暖和”。这该是曹雪芹的亲见吧。无论多尊贵的人老了都怕：怕冷，怕孤单。

年，我总以为不是传说中的怪兽，而是那个温暖的字：粘，或者，念。年是藉着节日的名义，把亲人粘在一起。是藉着吃的名义，把爱投注进去。是藉着忙碌，把心里的空隙填满。是藉着春运的拥堵，将仪式感年年演示。年，是时光；年，堆成岁月；年，聚了散了；年，念，粘，念一声，粘一时，时光就有了意义，就值得期待，就可以在红尘里翻滚，依然心有归宿，身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