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的人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过年。二十多年前的年,是热闹、喧嚣的。一近年关,热闹起来的首先是灶台。做豆腐、熬糖稀是大事,都是要花大量的时间。熬糖稀尤其如此。熬得粘稠了,慢动作一般翻滚时,与炒好的糯米胚、芝麻花生一起,做成甜蜜的交响——炒米糖,甜酥无比。还有酥脆爽口的小杂,还有香喷喷脆嘣嘣的米角、山芋角,最珍贵的是炸鱼丸肉丸,夜再深再冷,我们也要眼巴巴地围在锅边,伸着脖子,等着解馋。这样整天围着灶台,吃个不停,我们就提前“年饱”了,正餐哪里吃得下。
灶台上最热闹的时候,是立体呈现的。灶下有人添柴,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兴奋的脸;灶上父亲掌勺,站在弥漫的白汽里挥舞刀铲。猪肉切得片丝丁块齐全,芹芽绿、萝卜红、生腐金灿灿,一锅春色。鱼,年年有余;藕,一年通达;蛋饺,一旦交子;各式圆子,肉圆、鱼圆、萝卜圆、山芋粉圆,寓意团圆、圆满。雾气里的父亲指挥若定:“大火。”“小火,焖一下。”灶膛边的人,无条件地执行命令。焖菜的时候,他弯腰去就炉子。灶台不远处的水缸旁的炉子上,卤着猪耳朵、猪舌头、猪尾巴、猪大肠、茶干、鸡蛋。若是除夕的黄昏,大桌子上的小炭炉里,一定在炖着一钵糖烧肉,肉是红的,炭火熊熊,仿佛走神一般漫不经心,隔着许多年,犹自舔着我的孤寂,让人温暖。
食物中除了自家做,还有集市上买的,最让我们欢喜的是大白兔奶糖,那甜到心头的味道,至今依然记得。除了买的,还有父亲亲手做的新衣,母亲做的棉鞋。这些简单的事物,给那贫瘠的年岁带来的贴到心窝的欢喜,如今再也没有了。购置年货,到扫尘时,年就在鼻子前了。父亲拉开长桌,洗净长满冻疮皴裂的双手,开始裁红纸,写对联,自家写,邻里写,也帮单位人写。送财神,祭祖,贴春联,放鞭炮。年一步步靠近。除夕夜在糖烧肉的甜香里揭开帷幕,我们姐仨一个个撑得肚皮滚圆后,整晚上挤在一个大火桶里,吃着零食,说着话,看着17寸的黑白电视。窗外夜在加深,冰花在慢慢凝结,我们的声音渐渐小下去,父母交谈喁喁,如月光一般。我们醒来时,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那么多年,我们都是这样过的。那么美好的年,那么美好的时光,将时间的大树喂养茁壮,也丰满了大树里我们的羽翼。我们飞离,而父母守着空空的巢,等着我们候鸟般,有时归来。我和爱人都是一线医生,几乎没有假期。女儿出生后,父亲卖了老屋,和我们同住,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过年时,姐弟几家都会相聚在由父母坐镇的我家。老人,中年,孩子,时间呈现了立体感,让人唏嘘。人更多了,更热闹了,我们似乎躲过了时间的算计。天真的我不知道流年暗换,不懂“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里无法言说的悲叹,总是怀揣侥幸,以为父母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把年一年年地过下去。但时间的风吹走了父亲,无影无踪。我在那一刻泪如决堤,瞬间长大。母亲怕睹物思人,再也没来小城过年。姐弟们也各自为家,年渐渐地淡下来,淡得不敢品咂,怕见那平淡后的苦涩。
为了双方的老母亲,我们买了车,便于急需时探望。尤其是过年,除夕当天,我们驱车两百公里,去两家看看,陪母亲吃上一顿半顿年夜饭,家长里短的闲聊,从旧岁到新春。除了儿时熟悉的味道,姐姐姐夫总要变着花样地弄些稀罕的山珍海味,让母亲和我们尝尝鲜,堪比贾府盛宴。老了的母亲食欲、肠胃功能都不好,只是稍稍夹上几筷头,便坐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全吃光我就高兴,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这老古董的手艺,只要还能动,我年年都烧一大桌子菜,你们都要来吃。
此情此景,不由让人忆起《红楼梦》里贾府过年的场景,真正是“语笑喧阗,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呀。而贾母无论什么样的名贵菜肴端上来,看着喜欢的便夹一箸,其余的便撤到别处。她在合欢宴上的目的不在乎吃,而在乎看。光是笑语喧哗之中,眯眼看着满堂子孙尽情享用,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她最大的享受就是“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香,又暖和”。这该是曹雪芹的亲见吧。无论多尊贵的人老了都怕:怕冷,怕孤单。
年,我总以为不是传说中的怪兽,而是那个温暖的字:粘,或者,念。年是藉着节日的名义,把亲人粘在一起。是藉着吃的名义,把爱投注进去。是藉着忙碌,把心里的空隙填满。是藉着春运的拥堵,将仪式感年年演示。年,是时光;年,堆成岁月;年,聚了散了;年,念,粘,念一声,粘一时,时光就有了意义,就值得期待,就可以在红尘里翻滚,依然心有归宿,身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