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庸报》刊发《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这段报道是否确实？“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到底在哪里？他究竟干了什么？ □据《北京日报》

皇姑屯事件后，1928年6月，张学良接了父亲张作霖的班，开始主政东北。12月29日，他宣布东北从即日起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也就是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此，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1930年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南京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辽、吉、黑、热、察、绥、冀、晋八省军队。

时任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的洪钫追忆：“张学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伤寒症，入协和医院治疗，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愈，但因身体过于羸弱，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张学良幕僚汤国桢先生的子女汤纪涛、汤纪森也撰文介绍，协和医院将“医院旁边的一个长方形小楼”，作为张学良的“隔离病房”，“楼上楼下共有十多个房间。张将军病房在楼上尽头的一间，张将军的侍卫副官长谭海住在楼口第一间房内。这个房间装有外线专用电话。”

1931年9月18日，东北军政要员在北平为辽北大水灾救灾基金筹募举行义演，张学良邀请英国公使蓝浦生夫妇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据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兼任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的秘书盛成回忆：“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人找到了我们这儿。”原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从沈阳打来长途，有紧急事项报告。张学良听闻立刻辞别蓝浦生夫妇，返回协和医院。

荣臻电话中向张学良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东北军北大营射击。“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9月19日凌晨1点，张学良下达了不予抵抗的命令。

据1990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口述历史学者唐德刚访谈时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张学良说的“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指的是“中村事件”等日本不断挑衅的情报。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9月19日6点左右，张学良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会商，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

就这样，日本关东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由此可见，“九·一八”之夜不予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张学良之所以这样做，和此前蒋介石南京政府提出的方针有直接关系。

据顾维钧回忆，早在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张学良等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等要求时，蒋介石觉得还是对日谈判为好。当时东北军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士兵，抗日呼声较高，还发生了一些扣押日本特务的事件，因此张学良提出这样的要求。

7月12日，针对日本人故意挑起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电明确要求：“此非对日作战之时。”而此电文被日方窃取，7月24日，日本驻北平参赞矢野电告了币原外相，进一步刺激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11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9月19日，得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立即致电张学良：“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整个电文无一字言及“军事”或“抵抗”。

由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国联的绥靖做法，仅仅4个月零10天，东北美丽富饶的白山黑水全部沦丧，3000万同胞惨遭蹂躏。也就是从“九·一八”起，中国人民开始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