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有一张1920年5月8日毛泽东与多人在当时上海名园半淞园的合影。此即毛泽东与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会并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的留影。毛泽东当年主持编订的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刊载了半淞园会议的情况，其中提到：“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1917年5月1日出版的 《新青年》三卷三号，对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目的介绍道：“诸先生所以有此教育运动者，实欲将欧洲近世文明之‘科学真理’‘人道主义’ 二大要素输入本国。”可见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完全契合。       □ 据《解放日报》

1 铁路中断只能从上海乘船赴法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最早发端于旅法的华工教育。1909年，旅法老同盟会会员李石曾、吴稚晖等人，通过在华工中开展勤工俭学的实践，意识到此举能使国内更多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接受深造，最后达到“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的目的。他们觉得当时的法国堪称“民气民智先进之国”，如“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留学法国无疑是首选。于是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的倡导与推动下，从1912年至1917年，先后在北京、直隶（今河北）、山东、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重庆等地建立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办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从中国赴法，多从北京乘火车，途经奉天（今沈阳）、长春、哈尔滨、伊尔库次克、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华沙，最后抵达巴黎。途中需换乘八九次车，快车需走12天，慢车要15天。“十月革命”后，俄境内（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局势不靖，且有国外重兵封锁，陆路赴法因此告断，这样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只能改走海上，从上海乘船启程赴法。沿途经过香港、海防、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马赛，然后再换乘火车抵达巴黎。走海上所花时间约40天左右。由于勤工俭学生多乘廉价无等舱，条件差，加之途中时间又长，所以一路非常辛苦。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生有各式人等，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母亲葛健豪，已54岁，离开故乡赴法接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为湖南教育界领袖徐特立，赴法时已43岁，他也是作别安适的生活情状，甘愿赴法勤工；另外贵州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舅舅黄齐生也类此。而年纪最小的是1919年7月由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学校法文教员齐连登带往法国的王树棠，当时才10岁，《时事新报》 刊登了王树棠的照片。赴法勤工俭学生中还有约20名左右女性，如向警予、蔡畅等。当时法国社会男女同工但不同酬，显见对女性有所歧视。这对她们来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比男子有更多不易。

前面提到，铁路赴法中断后，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只能改从上海乘船走海上。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生出发前，便都集中到了上海。尤其是1919年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高潮，四川、湖南、广东、云南等19省赴法勤工俭学生，络绎不绝涌向上海，然后分批从上海乘船远涉重洋，前往法兰西。

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那次他是专程绕道到沪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当时他是从北京返回湖南，本应由京汉铁路经汉口转长沙，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生，他特地转道上海。然后于3月17日和31日，两次赶到黄浦江畔码头送别两批赴法勤工俭学生。这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沪即是欢送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及蔡母葛健豪等赴法勤工俭学。这次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第二天毛泽东等人即在黄浦江畔欢送萧三、劳君展等六人上船，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

2 服务机构伸出援手

当上海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海上出发地后，为应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赴法勤工俭学生骤增的情况，上海也及时设立了一些相应的组织和服务机构。如除了已有的经办留学生事务的社会团体“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外，又有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北衖5号的“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在霞飞路尚贤堂对门的“上海留法俭学会”；还有最初设在嵩山路、后迁至法租界麦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76号的赴法学生自发组织的“上海会集所”等。这些组织或机构的设立，为那些想赴法勤工俭学却苦于不知门径的学生提供了方便，虽然有点近似于今天的“中介”机构，但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更合乎会员制模式。

就以“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来说，入会者只要有两人介绍、缴一元会费、赞成该会宗旨，就可以享受以下利益：“一、初抵上海时之招待；二、代定廉价宿膳；三、得向上海华法教育会报名、缴费、领护照、买船票诸手续之指导；四、得加入国内勤工俭学预备团（筹备中）；五、襄办出发事宜（治装及购买途中用品等事）；六、得有留法俭学及勤工俭学各种详情之报告；七、本会敦请名人演讲时，得入会听讲；八、得阅览本会所备之书报。”

这些服务对于一个初来乍到上海、打算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确实可以解决许多绕不开的困难和麻烦，从而得以省时省力省费用，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

有这样的机构接待，对正打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无论是办相关手续，还是解决衣食住行等事宜，自然方便许多。所以那时即使有人临时起意，突然想赴法勤工俭学，也完全可以交由上述机构出面办理，尔后成行。

1919年9月22日《上海晚报》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有个叫静的作者，在沪上“浴德池”澡堂洗澡，无意间听到了邻间姓林姓李二人的一番对话。

李问林近来可好，林答谢很好。然后问候李怎么样，这次又来上海，是否有什么事。原来李此番来沪，是因为家乡受军阀混战影响，地方不靖，百姓遭殃，所以他想离开那里才来到上海。现在到了上海，他也没有什么事干，自称只是鬼混而已。林听后就问李，难道你就打算这样鬼混下去？见李无语，林便对李说，你这样混日子又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和我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

一听去法国，这下轮到李惊讶了，他问林，“你到法国去么？你怎么样儿去的？你忽然间要去（法国）是个甚么意思？你那（哪）里又有钱呢？”

林告诉李，他已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至于钱，他自己有十几元，又向朋友借了两百元。这些钱除了购买船票，再买些衣服，应该还有剩，此行法国巴黎没有问题，到了那里可以勤工赚钱。李听罢，疑惑地看着林问，你就这点钱，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国勤工俭学，一定很苦。

林回答道：“这苦甚么？那些拉车子和做苦工的整天没有一息息功夫，又便怎么样？我们是读书去的，要多少钱做甚么？每日做几点钟工，读几点钟书，吸收西洋的新空气与新知识，精神上恐怕还要舒畅多了。我看你是很可以去。”接着林继续劝说李，你还不到30岁，求学并不晚，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们可以一起去。林一番话最后终于打动了李，李当即表示，“我去。我缓天回家里打个转身再去”。

3 有人意志薄弱，更多人志存高远

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莘莘学子，不一定都有志于从事革命事业，甚至刚跨出去又缩回来的大学生也不乏其人。如1919年10月1日《上海晚报》发表的一篇记者文章，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昨日‘博多斯号’（轮）搭载的十五位勤工俭学生，有‘某某两位’刚刚搭拖船到吴淞口上船，说是船上有些‘冷’，便决心掷弃（浪费）一百元的船票，乘拖船回来了。对人说是静待俄乱平靖后，再取道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去。我先以为，他已经尝了海船在涛浪中的滋味，万分受不住了，所以回转来的。船既泊在吴淞口，并未到海里去，自然没有风浪。他明白说是冷，便没有尝过海浪的滋味，可以想见。以八月的天气，就说是冷，就因为这冷抛弃了张船票不去，这种人还配讲勤工俭学吗？只好长年用狐皮包了，收在箱子里。一张船票花了一百元，也随便抛弃，还算是俭吗？最妙是他再要待俄乱平靖，取道西伯利亚去。俄乱设若不平靖，你们就不读书了吗？西伯利亚设若没有铁路，你们怎样呢？我恐怕你们这两位大学生这世是去不成了。因为西伯利亚的气候，盛夏的时候也同上海八、九月的天气一样。你们既是这样怕冷，自然这世没有去的机会了。”文章接着又披露，有个外地青年，也是因赴法勤工俭学到上海乘轮船，不料到了上海后，竟然天天泡妓院，不想赴法勤工俭学了。其父闻讯后，急得频频来信催他动身，他总是不理。直到其父在第二十封致儿信中说：“一些朋友饯的饯行，送的送行，你若再不赴法，有何面目见人？”此人总算勉强踏上赴法勤工俭学旅途。文章作者最后忍不住发出诘问：或怕冷、或爱嫖，“这种人到了法国，还会勤工不勤工、俭学不俭学呢？我恐怕他不特不勤工俭学，还要闹出许多奇怪的笑话出来”。

当然，就当年数千名赴法勤工俭学生整体而言，更多的是胸怀抱负、志存高远者。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回国投身革命事业； 另一部分人则抱持“科学救国”的信念，在异国他乡埋首学习，日后也多有建树，为祖国和世界文明的建设，贡献聪明才智。而为他们送行的毛泽东以及胸怀革命理想而奔赴法国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