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二月，一年春耕生产拉开序幕。对种田的人来说，育秧是一项基本功，必须人人要会，这是关系到一季丰收的大事。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时期，育秧由生产队技术员负责，自实行生产劳动责任制（分田到户）后，育秧就各家各户自己解决了。制度的改变确实难坏了许多人，父亲便是其中之一，记得第一年的早稻育秧，由于父亲缺少经验和方法，一棵秧苗也没长出来。四处花钱买秧苗，但各家都不多，两块田有一半是闲置着，这意味着全家半年要饿肚子，我有时就会想父亲怎么把田种得如此荒凉？那时我对生活只有一个奢想：每天三餐能吃饱肚子就足矣。

按农时节气，清明正是江南农村早稻育秧的时候。秧田与普通稻田的耕作标准不一样，要慢工出细活。农历二月初，将秧田翻犁晾晒，用锄头敲碎土疙瘩，开始“烧土粪”。把门前屋后的草木垃圾用稻草包裹起来，像一只大圆球，每隔几米放一个，然后用秧田里的土垒起来，两头留个通风口，点着火让它们慢慢地焚烧。尤其是在春日的早晨或傍晚，袅袅泛起的烟霭在旷野里慢慢地移动飘渺，远看似一层薄雾氤氲，这幅极具乡村气息的景致是许多画笔和镜头难以寻觅的境界。

土粪一直要等到草木垃圾彻底烧成灰烬为止，扒开摊平，再灌上水浸泡，待泥土软化了，还要往上面撒一层鸡毛，用农具一点点地没入泥中。因为清明前后早晚微寒，土粪和鸡毛都具有保暖的作用，据说这样的土质最适宜江南农村早稻秧苗的生长。

每年冬季农闲时候，父亲就开始“鸡毛换针”的活计。农村妇女缝缝补补都离不开针，父亲便会到县城批发大、中、小不同型号的针，到长江对面的铁板洲去换鸡毛。铁板洲是一个只种地不种田的地方，那里没有育苗插秧的农活，鸡毛常常被孩子们偷着换麦芽糖吃了。父亲挑着两只大箩筐，从洲头到洲尾走一圈，挨家挨户地进行兑换。父亲一来，无须吆喝，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一位鸡毛换针的老人，但他们肯定不知道老人的子女没有子承父业，都在城市从事让人羡慕的工作。

做好秧田，开始用冷水浸泡稻种，2至3天后捞起沥干，用温开水过滤一遍，放进缸里盖上厚厚的稻草进行发酵。折一根新鲜的杨树枝插在上面，看到树枝枯萎，稻种也该破壳露白点了。再摊开在大簸箕里晾两天，等白点长出丝芽后，就要撒到秧田里。稻芽的长短全凭经验，需要天天观察，如果稻芽长长了，稍有不慎相互挤压芽会断，撒到田里就成了瘪籽；稻芽短了也不行，田间地头早晚气温低，稻芽就会停止生长。这时候生产队的技术员成了香饽饽，常有人请他到家来指导，并认真咨询相关疑难问题。技术员是认真还是敷衍，完全取决于各家的热情态度。如果泡杯茶、递根烟，那他就会讲得细些；要是再请他小酌一杯，那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了。

稻种刚下田时，白天还要有人看着，那时麻雀是农村的一大自然灾害。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后，成群的麻雀开始活跃起来，常常趁人不注意，成百上千的麻雀一起袭来，偷吃撒在秧田里的稻种。因为没有好的驱赶办法，家家户户都派孩子看着，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系着一块布条。坐在秧田边对着盘旋在空中的麻雀轻轻一挥，它们立即就呼啦一下全飞走了。我算是一个不贪玩的孩子，而且对大人们交待的事情总是很认真，时时注视着那些偷袭的麻雀。可有的小伙伴们只顾玩耍，对馋嘴的麻雀放松了警惕，大人们看到秧田里缺失的稻种，不得不再补种一次。

当秧田里的种子探出一点嫩绿后，人们又开始谋划早稻插秧的事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