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曾经称赞苏轼：“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就是苏轼。这四位诗人之所以受到王国维的推崇，除了他们的诗歌成就之外，还在于他们高尚的人格。

人生，必须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苏轼在《赤壁赋》云：“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不是我的，要分毫不取；就是我的，亦不可沉溺。苏轼《宝绘堂记》提出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观点。“寓意于物”指以物来寄寓自己的感情，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留意于物”，指以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实现占有的目的。君子可以欣赏美好的事物，而不可以沉溺美好的事物。

此文还以苏轼的亲身经历来论证。他年轻时酷爱书画到什么程度呢？家中收藏的，唯恐失去；别人拥有的，唯恐得不到。后来幡然醒悟：“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从此之后就不再沉溺其中。

清廉之人，目中无钱。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苏轼在《东坡志林·梁上君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小偷听说，苏轼护卫魏王墓葬得到了一笔钱，便连续两夜光顾苏轼的家，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偷到。因为苏轼从不蓄钱财，所得到的数千缗赏赐，早就散去了。元祐三年，李廌在苏轼知贡举的科考中落第，离开京城之前，苏轼可怜他家境贫寒，将朝廷赐给他的天厩马赠与李廌。

苏轼主政地方，十分关注百姓民生。据《清波别志》载，苏轼知杭州，曾拿出私帑金五十两，在城中开办“病坊”一所，名“安乐坊”，聘请高僧名医为百姓治疗，三年治愈上千人。元祐初年，苏轼在京城为官，一位朋友派人送来黄金五两、白银一百五十两，他辞谢不受，在征得友人同意后，以友人的名义捐赠给杭州的安乐坊。

生活顺遂之时助人为乐并不难见，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生逆境之中还能乐善好施。苏轼贬谪惠州，生活困顿，仍“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者”。为修东新桥、西新桥，苏轼捐赠了御赐的犀带，此外还动员弟媳妇史氏把当年入宫得到的赏赐黄金数千捐赠出来。

苏轼用《周礼·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作《六事廉为本赋》谈古今官场最关键的廉洁问题。所谓六事，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这是官吏应具有的六项素质和应有的六项表现。“廉”有考察之意，亦有清廉之意，苏轼认为清廉是六事的根本。

在个人的生活追求上，苏轼显得豁达大度。他在密州太守任上写的《后杞菊赋并序》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认为无论哪种情况，“卒同归于一朽。”他贬谪黄州期间，穷日子到了精打细算，甚至抠门的地步，但他如此解释说“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不但不觉得丢人，而且好处多。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