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过去了80年，仍然健在的幸存者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拍摄对象的系列人物纪录片《幸存者——见证南京1937》去年播出了第一辑，第二辑于今年12月11日至15日在央视九套播出，12月13日在江苏卫视连播5集。

193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有的只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孩子，却亲历了侵华日军泯灭人性的疯狂杀戮，见证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们的讲述，是南京大屠杀真相最有力的活的证据。     ▋据《南京日报》

A 失去安宁生活 留下严重心理创伤

讲述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赵振华 88岁

赵振华一家原本过得丰衣足食，他们家的孩子每天还有十个铜板的零用钱。然而日军侵华战争不仅让赵振华和姐姐失去了原本安宁的生活，更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上投射下死亡和暴力的阴影。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日军侵华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始终伴随着她们。

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家请我去拍电影，《南京！南京！》，一下子就勾起了我所有的回忆。我就想到当时日本人进城那个时候，就好像我又回到那个时候一样，日本人在追我们。所以我的感情非常逼真，不是在演戏的，是真的。

那时候我爸爸讲日本人来了，连小女孩都不放过的，你要把头发剪掉了，不能剪童花头，不能爱漂亮了。你不剪和尚头，日本人对小女孩也要感兴趣的。哎呀我吓得不行，我也没哭，就把头发剪得光光的。邻居一个小女孩比我大几岁，平时大家都在一起玩，她发烧感冒没有躲掉，日本人进去，就听到惨叫。她妈妈要救她，不但没救到，自己也被糟蹋了。

我姐姐叫赵振刚，那时候14岁，父母送她去金陵女子大学避难。那里全是老小、妇女，大家都认为去那里就可以逃避日军奸污了。但是日军常常不分昼夜地闯进来抓女孩儿，哎，不是人过的日子，一天到晚随时，日本人找到你就不得了。

由于我姐姐在难民区里面看到那些惨无人道的事情，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稀里糊涂地过了这么些年，我与谁去倾诉我内心的痛苦。我只有在麻将桌上去度（日子）。我不去想家庭的一切，脑子里只有麻将，一天又一天地度过年月。”后来她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一直都没有小孩，所以我就把我大儿子过继给她了。我也不是心狠，我自己的孩子我给她，她毕竟是我的姐姐，也不是别人。我也不是养不活我要给人。我看姐姐可怜一个人嘛，把孩子给她。

B 父亲姑母被戳死八口之家只剩一老一小

讲述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陈德寿 85岁

1937年，陈德寿家在中华门外西街有一个裁缝铺，铺子里有4部缝纫机，家里算是比较富裕。当时陈德寿和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姑母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生活。一家八口人，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这八口之家，最后只剩下陈德寿和爷爷相依为命。

1937年12月13日早上，天是晴天，一大早就听见喊街头上失火。日本鬼子进城以后就杀人放火，我父亲跟一些没有逃走的邻居，就拿桶出去救火。这个时候鬼子看到他们去了，就把我父亲和邻居都抓走了。这么一抓走呢，就没有回来了。

到了九十点钟的样子，来了一个鬼子。他开口就要花姑娘。当时我母亲怀孕快要生孩子了，所以他看到我姑母以后，一把就拖着我姑母。我姑母就跟这个鬼子周旋。这个鬼子来火了，拔出刺刀就对着我姑母的大腿戳了一刀，一共戳了六刀，戳过以后这个鬼子跑了。我的姑母疼啊，说“妈我疼死了，你给我倒碗糖水来喝喝”。奶奶就跑到后面倒了一碗糖水，等到端到前面来以后，她已经断气了。我姑母连一口糖水也没有喝到，就离开这个人世了。

这天晚上，妈妈生下了我的妹妹。

我的舅舅后来从中华门外农村来了，那个时候就晓得有难民区了，在上海路。我妈背着我的妹妹，舅舅搀着我妈，我跟着，就从古钵营一直走到上海路。一路经常绊倒。为什么绊倒呢？街上尽是尸体。

40天以后，日本鬼子已经开始安民了，出安民告示，要成立保甲长制度了。所以舅舅、爷爷又把我们接回来。回家以后，爷爷就跟我妈讲，我爸爸死了（找到尸体了）。就在承恩寺的门口，太阳穴被戳了一刺刀，在颈子戳了一刺刀，被戳死的。

家里面剩下来老的老，小的小。后来我祖母和我的妹妹也被疾病折磨死了，剩下来我的表弟表妹，也病死了……后来只剩下我和祖父两个人。这一个好好的家庭，为什么变成了这么悲惨的一老一小呢？我很痛恨日本鬼子。

C 父亲哥哥被抓走到处都是死尸

讲述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石秀英 91岁

石秀英家是做小生意的，父亲卖菜，母亲在家替人家做点外活，生活不愁。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失去了父亲、哥哥。石秀英的母亲用一个女人母性的力量艰难地撑起了这个孱弱的家，然而生活异常艰苦，她的母亲47岁就病逝了。

1937年，日本人来了。当时炸弹是满天飞。我们后院挖了一个地道，我们一起拱到那个里面去。那时候我们一起兄弟姊妹六个，我家大姐出嫁了，哥哥19岁，二姐15岁，我11岁，我家弟弟是9岁，妹妹5岁。

冬月十四（1937年12月16日），我家父亲把二姐送到姑妈那里去了。到晚上了，我家父亲怎么还没回来呢？我就跟着哥哥，搀着我小弟，到姑妈那里去找了。我家姑妈讲，没在这里吃中饭，他就走了。她说吃顿饭再走，他说不吃。这样走了，就没回来了。

冬月二十二（1937年12月24日），我家哥哥拿一个壶，在外面去冲水，我家小弟弟跟着。一辆（日军的）汽车一来，就把哥哥抓上车子，壶被我家弟弟拎回来了。弟弟那时候才9岁，他要稍微大一点也被带走了。

我母亲成天就像个疯子一样，拄个棍子，带着我弟弟到处去找父亲和大哥。我就记得我弟弟回来讲，到处都是死尸，在死尸堆里面拿棍子拨。

为了生活，我家母亲就带着我替人家倒马桶，二姐就替人家做点外活。一天两角钱，就够一晚上吃一顿的。后来我们去上海投奔舅舅，我母亲身体不大好，她胃有毛病，小妹妹跟她两个人一起睡个房间。晚上我妹妹人小，开电灯够不到，就喊母亲起来把电灯关一下，回头一看不出声不讲话，告诉舅舅来看人，（母亲）已经走掉了。这样子母亲死在上海，现在连坟都没有了。后来小妹妹就给人做童养媳，弟弟去当学徒，我往南京来投奔姐姐，这样家就散掉了。

D 血流了一地踩在脚下都是黏的

讲述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孙晋良 97岁

1937年，17岁的孙晋良从山东来到南京，在南京保卫战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80年过去，一切已是沧海桑田。那段战火中幸存的记忆，孙晋良始终难以忘怀。

1937年，学校里到处游行示威，到处都是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帝国主义。我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我也想上战场。当时征兵要求最低身高一米六，哎，而我才一米五，所以没能通过。这年11月底，我与爹娘不辞而别，乘火车前往南京。我的生理卫生课老师孔德刚在南京三十七陆军医院做主治医生。我决定去南京找他，参加伤兵的医疗救护工作。

11月30日，我到了南京。第二天，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我赶紧去找孔德刚老师。一到医院，连军装都来不及换，就开始照顾伤员。

12月9日晚上打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有人进来问，谁可以去光华门运送伤兵。我举手说我可以去。我们到光华门的时候，已经遍地都是中国守军的尸体和伤兵了。眼前的景象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到处都是嗷嗷的叫声，哭的、喊的。活人、死人躺在一起。血流了一地，踩在脚下都是黏的。情况紧急，我们根本来不及检查伤情。只要是活的，放在担架上就赶紧抬着跑，头顶上日本人的炮弹还在“嗖嗖”地飞。送到医院去，马上去诊治，搁下又直接再跑一趟。从那以后，我三天三夜没吃过没喝过，陪着他们三天三夜。

12月13日前的一天，12日夜里，三十七陆军医院院长来了，说所有的穿当兵衣裳穿白大褂的都脱下来，点火烧了，各种文件都烧了，往那个方向去，就是难民收容所。

12月14日大概八九点钟，日本鬼子进来（安全区）那个凶啊。一个小孩拿个小铁碗在喝稀饭，一脚给它踢天上去了。是男人都得出去上外边检查，特别看虎口这里，因为拿步枪的地方有的会磨成茧子，他们认为是军人的，统统带过去一律机枪点名，一打这一片都倒了。倒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打死，他们然后转一圈，拿刺刀一个个再试，没打死的再拿刺刀捅，受伤轻的再补一枪。

12月16日又来了，还是那套，像我这种当时是个小孩，个子只有一米五，我的同学王小方比我大一岁，一块被带去了。走了一二里路样子，停下了。有一个看样子是日军排长，他把我拉出来了，说我是小孩，开路开路地，就是你滚蛋你走吧。我看着王小方，话都说不出来了，王小方死（定）了。反正我到现在也没见过王小方，也得不到王小方的信儿，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