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闻洪建华的竹刻手艺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徽州这个地方藏龙卧虎，从事各种雕刻的能工巧匠太多，冷不防从哪里冒出一位，也没有特别在意。直到听说了两件事以后，我对这位手艺人产生了浓厚兴趣，想着早些熟悉他。

一件事发生在2006年，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出自建华之手的竹刻笔筒《竹林七贤》，这是故宫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收藏的唯一当代竹刻。有专家认为这件作品所体现的雕刻技艺炉火纯青，具有明清竹刻大师的水准。另一件事也发生在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钱念孙兄那年赴京参加两会，会议期间拜访当时的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赠送一对建华创作的留青竹刻镇纸，沈老摩挲良久，爱不释手，欣然收下，并以墨迹回赠。

不久之后，我借着出差徽州的机会来到位于岩寺文峰塔下的竹溪堂，也就是建华的工作室。一进门，抬头看到王世襄先生题写的堂号，那是很老辣的三个大字，散发着饱经沧桑的气息。坐定之后，我们的交谈便从王老开始。建华告诉我，他走上竹刻这条路，真正的领路人是王世襄先生，是王老的那部《竹刻》。

建华生在徽州长在徽州，自幼对徽派建筑和竹雕耳濡目染，留下了融入血液的生命记忆。他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初中毕业跟着舅舅学习木匠活，尝试着在家具上刻一些花鸟鱼虫；后来进入一家木雕家具工艺厂打工，暗自记下师傅们的雕刻手法；直到1989年与妻子张红云创办作坊，撸起袖子干上了竹刻。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敢闯，也就是横冲直闯，心里没有个准头，只是接触了王老编著的《竹刻》以后，才找到往哪儿闯的明确方向。1992年，建华买到《竹刻》一书，从中了解了中国竹刻发展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艺术流派及其技法特点，懂得了竹刻是咋回事，明白了竹刻该怎样刻。

此后，他书刀相伴，拿起书又放下刀，拿起刀又放下书，把书里学到的东西融化在刀尖上，还把“徽州三雕”的浮雕、线雕、透雕等手法一并渗透进来，把高浮雕手法逐步完善起来。就这样，在洪建华的手里，传统色彩鲜明而又不乏新意的徽派竹刻技艺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传承和弘扬。

竹溪堂是两层建筑，一层是展示空间，展示建华这么多年来的精美竹刻；二层是创作空间，建华和他的徒弟们每天都在这里演奏着竹与刀的交响。记得那一天，我与建华深入交流后上到二层，看到十几位年轻人正在心无旁骛地埋头工作，访客似乎与他们无关。我想到时下的传统技艺市场并不很好，便问及这些徒弟的待遇和是否安心。建华说，竹溪堂挑选学徒时有个底线，那就是热爱竹刻技艺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而不是首先想到赚钱，所以，他给报名者三个月的考虑时间，一旦决定学艺，至少要学三年，这期间只有基本生活费，没有多少钱可赚，那些被三年时间证明是能够坚守底线的手艺人才会继续留在这儿。我觉得建华这样做貌似有些苛刻，传承固然重要，可是总要考虑传统技艺的当代生存，总要考虑手艺人的生计。建华接着解释说，这些学徒的任务就是安心学艺，学习传承的本领，如果现在就想着赚钱，反而不会安心。市场问题，传统技艺的当代推广问题，他们想不出头绪，但是建华会考虑，一直在认真考虑。

如今回想起来，建华说的这些不是空话，他在坚持钻研竹刻技艺的同时，这些年没有丢失当初的那股闯劲和折腾劲，努力创新产品，努力探索传统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的应用。比如，他组建徽州古琴文化传承研发团队，精制出包含了十余道手工工序、并且融合了徽州雕刻技艺的古琴，如今供不应求，受到广泛欢迎。又比如，他致力于传统技艺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兼容，开发出刻有梅花或者兰花的竹刻发簪，以及类似的具有实用功能的手工艺术品，促进古老的竹刻技艺走进现实生活，让现实生活更加多彩。再比如，他最近又在琢磨着徽派竹刻技艺与雕漆技艺的融合，力图使竹刻的色彩更丰富，样式感更突出，视觉冲击力更强。

几年来，我不记得来过多少次竹溪堂了，而每一次来，都会在王世襄先生题写的古拙堂号，以及建华的那些竹刻作品面前流连忘返。不过从此以后，再来竹溪堂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为从2013年开始，建华筹资兴建总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我知道，兴建博物馆无疑是好事，它见证了建华和徽派竹刻技艺的发展，也会把传统技艺装扮得更加光彩夺目。但我还是若有所失，对于竹溪堂或许会成为历史而感到惋惜。我希望，不管博物馆的空间将来多么宽敞多么气派，那竹溪深处飘散的天然本色能在其间长久回荡，王老的三个苍劲大字能在其间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那是传统技艺的初心，需要我们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