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与徐铸成、陆诒均为“名记者”出身，是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20世纪90年代初，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在香山赏雪时拍下了一张合影。

画面中的赵超构与徐铸成，清一色戴着绒线帽和秀琅架黑边眼镜，双手扶着手杖；赵超构的耳朵上还插着助听器，长长的导线环绕在胸前；陆诒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头发亮的银发可与香山春雪媲美……

此照在我国新闻界流传颇广，赵超构颇为喜欢，曾自诩为“香山三老”。 ▋据《人民政协报》

重庆初识留情谊

“香山三老”的年龄相仿，徐铸成年长三四岁；赵超构为次，与陆诒相差一岁。他们似乎注定为新闻而生，较早就投身新闻事业。赵超构与徐铸成求学期间，即开始向报刊写稿投稿，徐铸成还被聘为国闻通讯社和天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是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现代报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我国著名的职业报人。陆诒上过专门的新闻学院，21岁就主动请缨上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曾实地采访过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誉为“战地百灵”。

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相识并结交的。当时的赵超构主政《新民报》，赴延安采访归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徐铸成待在重庆的时间并不长，桂林沦陷，《大公报》停刊，他到重庆避难，此间少有交往，闭门主编《大公晚报》。由于《大公晚报》与《新民报》并无“瓜葛”，因而赵超构与他接触不多。

陆诒与《新民报》颇有渊源，早在1936年，就兼任成都《新民报》驻沪记者。到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兼采访部主任后，与《新民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陆诒与赵超构的关系非同一般。《新民报》是《新华日报》名副其实的“友军”。当时两报的编辑、记者来往频繁，互通消息，共同呼唤民众觉醒，寻求救国之路。陆诒与赵超构不仅“共饮两江水（长江与嘉陵江），同吃平价米，同穿平价布”，每当敌机来袭时，还多次“携手跨进防空洞”，可谓共患难、同休戚。

多年以后，陆诒重温这段经历，仍然热血沸腾，他在《超构同志业绩永存》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永远忘不了重庆新闻界同业（其中包括《新民报》的赵超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说实话，在当时那种严重封锁和压迫之下，如果没有同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新华日报》从事采访工作，势必寸步难行。”

“半生襟抱”赴光明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陆续回到了上海，继续实现他们办报救国的未竟之志。赵超构创办《新民报》晚刊，徐铸成主笔《文汇报》、陆诒供职《联合晚报》，命运又一次将他们拴在一起。三报中的“三友”又开始“亲密协作，共同战斗”。陆诒曾用“焕然”的笔名，为《新民报》晚刊撰写《周恩来在上海》《司徒雷登意外得官》等内幕新闻。1947年5月，三家报社同时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勒令停刊，记者遭到非法拘捕。他们坚持真理与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徐铸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与赵超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不寻常的“北游”经历。1949年2月，他们从香港辗转北上，货轮在烟台靠岸后，即被散居于郊外旧别墅，他们与同为新闻界的王芸生和刘尊棋合住一幢楼。3月18日，他们安全抵达北平。5月初，他们一行20余人，又一起随解放大军南下。当时铁路公路仍未修复，行程十分艰难。先乘增挂的软卧专车，渡船，再乘汽车，到了后来就只能是徒步而行。

一路过来，虽几经周折，受尽颠簸、劳顿之苦，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对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旅途中，他们还顺带游历了凤阳皇觉寺、滁州醉翁亭等名胜古迹。在丹阳城外，住在一破烂小旅馆，他们戏称之为丹阳的“国际饭店”。徐铸成还回忆到：“某日，我偕芸生、超构入城散步，企图觅一消遣地方，见一书场，有王少堂说《水浒》，说来绘影绘声。”

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一书中，徐铸成多次提到赵超构。他说：“（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我往来较密的朋友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还说：“赵超构是反右前我的同业中最接近的朋友，意气相投，立场相同，每次同到北京开会，总在一起；在上海，也不时相约到小酒店去饮酒谈天。”

他们一起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先后朝夕相处近3个月，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期间，徐铸成回忆录中引用的日记片断中，记有“与超构同游北海”“与超构兄同游雍和宫及孔庙、国子监”，还说“此数处，上世纪20年代余曾屡来游览，超构则为初次”，可见他还是陪游；还有“乘电车赴全聚德吃烤鸭，熙修、吴闻、谢蔚明、际垌、梅朵做东，并请超构作陪”，“我与超构同乘愈之车到国际俱乐部会餐”。从北京返回上海途中的列车上，“午饭，与超构共饮一小瓶白兰地、一瓶啤酒”。

在徐铸成的日记中，也有提到陆诒，如约陆诒“至都一处便饭”等。从这些琐碎的“吃喝玩乐”里，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彼此间纯真而诚挚的友谊。

劫后余生情未了

“香山三老”的友情，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57年，“香山三老”成了上海新闻界的“头号右派”；“文革”时，他们曾一起被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学习与改造……

后来，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交往了，且有些“恐避不及”。徐铸成与陆诒只能在“政协学习时见面”；与赵超构“（19）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而已”。尽管如此，但他们内心总还是惦记着对方。

“文革”结束后，他们又相聚在一起，重新握起了手中的笔。徐铸成笔头不老，为《新民晚报》写起了连载《哈同外传》与“小楼散记”专栏；陆诒再当老记者，作为《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他专门采访了老友赵超构。他们又像往日那样，每年结伴北上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同吃同住，同组讨论；一周或半月有余，朝夕晤聚，交心畅谈，还结伴上香山故地重游……

柳絮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将北京香山打扮得格外妖娆动人。在香山饭店的庭院里，三位驰骋“上海滩”的报坛元老，兴致勃勃、并肩而坐，随着摄影师按下快门发出的“咔嚓”声，为后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不到一年，徐铸成也驾鹤西去了。

赵超构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永别了，铸成同志》。他在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看他写得那么勤劳，显出了一种悲壮的气概。他是要把他失去的时间捕捉回来啊。他是一个直到临终还不想搁笔也未曾搁笔的老记者。”

而赵超构自己与陆诒，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徐铸成走后不到50天，赵超构抛下手中那支如椽巨笔，也随他而去了……1997年1月，徐铸成和赵超构逝世五年后，陆诒也走了。

“香山三老”的故事，至此画上了句号……